时不我待

发自匹兹堡——大约半年以前，就在全球经济与金融危机的警钟震荡世人之时，G20组织众领导人齐聚伦敦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首脑峰会。他们共同承诺刺激，规管和重整全球经济活动，令世人紧张的神经得以平复下来。

然而时至今日，促成伦敦峰会的众多难题依然没能得到解决。在公司董事会和证券市场里的焦虑情绪或许已得到缓和，但为了生活而苦苦挣扎的悲剧却仍然每天上演。实际上，对于大多数生活在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乡村和街道上的人们而言，悲剧正在加深——而非洲尤甚。

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经济萎缩对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消散。工作丢了，薪水没了，发展机遇也化为泡影。如今又有数千万人加入了原先数亿人的行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个状况显然同达成世界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背道而驰。

参与伦敦G20峰会的领导人们达成共识，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与人民不应当为这场不由他们负责的危机埋单。为了达成这个目的，G20的领导人设立了具有宏大抱负的议程，来对问题制定具有包容性和范围广泛的应对措施。而如果匹兹堡峰会不想堕落成为G20这个全球支配性决策论坛的失败终点的话，就必须做到下面四点：

首先，G20领导人需要坚守他们在全球复原和改革计划中所做出的承诺。在意识到其“有集体责任来减轻危机带来的社会影响，并将长期持续的全球潜在发展能力的危害降到最低”之后，G20现在需要的是重新审视究竟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或更可能成为现实。

而令人庆幸的是，一些鼓舞人心的兆头已经出现。比如在7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适时宣布，将大幅度提高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减让性贷款额度。其中几个这类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马拉维和南非都已经被分配了特别提款权，以帮助他们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然而一些脆弱的国家却依然在极力争取抗循环性投资以及扩大社会保护服务的资金。因此有人开始质疑世界银行的资格审查标准和分配模式的公信力，因为这些标准把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国家都拒之门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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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强调了第二个方面的行动——保证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都能在全球金融机构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并加强非洲发展银行等区域组织的作用。一个公平合理的全球金融体系不仅意味着给主要的新兴经济体更大的发言权，也意味着系统地将其他发展中国家囊括在内。

那些源自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认识到，获得比过去更强的包容性将会令他们与当今全球经济体的现实和多样性紧密结合，并能将自身转化成为一个应对气候变迁和减少贫困的更有效工具。但是这样的变化进程需要提速才能确保类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机构有能力去适应金融危机之后的众多挑战。

已经有呼声要求放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权，使其不仅限于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以便能够处理更大范围的金融和监管问题。这就意味着要建立一个级别非常高的政治委员会来作出对全球稳定至关重要的决策。同时这也要求必须改革整个投票机制，以确保委员会的决定能得到IMF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

架构和制度改革必须有第三方面的成果作为支撑：必须有一个得到各方认可的时间表来处理各种被扭曲的贸易条例，滥发政府补贴，知识产权法规以及其他对发展中国家大为不利的市场干预行为。在此G20可以扮演一个特别有建设性的角色，尤其是当世贸多哈回合谈判重新启动，削减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特别税，关税和配额，并逐步取消组织各国的国内补贴。

最后，G20组织也可成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助推动力。因为其成员国涵盖了大多数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各成员国在组织内部形成的共识将大大有助于12月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会议取得成功。

世界各国必须在减排目标方面以及分享减排知识和技术方面取得进展。而我们也必须为适应和减缓政策提供资金——以保护人们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保证在减低污染程度的同时能取得经济发展——而且还要提防那些打着减缓气候变化措施旗号的贸易保护政策。

我们这个时代确实挑战良多，而且更加错综复杂。G20组织的伦敦峰会对发展中国家所关心的问题和特殊状况作出了响应，并随之催生了许多伟大的构想。怀疑者害怕目前许多国家会认为集体性的金融威胁已经是可以控制的了（这一看法的对错还不得而知），而匹兹堡峰将因此而变成各国间不同利益追求的虚弱妥协，而不是对气候变化，长期贫困和低效率全球管制的积极应对。G20的领袖们需要再度处理棘手的国内压力，走出狭隘的议题并抵受住民粹主义的诱惑——以证明那些怀疑论者都是大错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