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柯林斯堡/萨拉索塔——三年前，美国越过了一个令人沮丧的里程碑：该国诞生了第一批气候难民。由于海平面迅速上升，路易斯安那州的让·夏尔岛小镇成为了一片泽国，长期居住在此的Biloxi-Chitimacha-Choctaw印第安部落成员被迫搬迁。而即便温室气体排放立即停止，美国也会有数百个社区在未来几年中遭遇类似的命运。
尽管科学家们对全球变暖的成因和恶劣后果早有共识，但政策制定者仍然对气候危机即将来临的警告充耳不闻。而美国甚至在总统特朗普宣布撤出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之前也未能开始大幅减排。对此气候活动家逐渐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西方经济政策制定中占据了至少40年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随着关于绿色新政的辩论日渐升温，公众有必要去了解新自由主义在遏制减少排放，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和采用可再生能源技术等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那些执着于气候问题的人经常警告说“一切照旧”的做法无法避免气候变化。可这个说法纵然正确，但本身却与新自由主义对“做法”服务于目的的迷恋背道而驰——这里调整一下，在那里轻推一下——仿佛公民只是更宏大经济力量下的被动主体。我们都在塑造经济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摆脱新自由主义思想对公众想象力的限制。
自1980年以来，华府的主流观点一直是政府应当在经济中发挥最小的作用。正如反征税游说者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说过的一句名言：“我不想废除政府。我只是想把它缩到足够小，好把它拖进浴室再淹没在浴缸里。“
在这种思维下所产生的政策——压缩或以其他方式限制公共投资，放松经济管制和民主去中心化——使美国无法摆脱化石燃料。民主共和两党的决策者都拒绝提倡（或甚至赞同）对无碳替代能源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
这种认为政府只会阻碍经济活力的观点与在1940~1960年代主导了政策制定的凯恩斯主义世界观背道而驰。后者认为政府的公共产品支出是在补全而非挤压私营部门，也正是这一理念所产生的政策帮助美国在战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被认为是解决诸多协调型问题的必要条件，而这这恰恰是气候变化的成因。但可悲之处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凯恩斯主义思想的短暂复兴很快被席卷西方各国的紧缩政治所扼杀，也抵消了借助交通，绿色公共住房和研发等大量公共投资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
而新自由主义的第二个支柱——放松管制——也推动了气候变化。在试图推翻能源效率标准和管理化石燃料开采规则时，政客们喜欢说这些规定都是些“繁文缛节”，但这些人口袋里往往都塞满了碳氢化合物行业的政治献金。
不幸的是，随着气候危机日益恶化，解除化石燃料管制的压力也与日俱增。例如，1月份，一大批知名经济学家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采用适度的碳价（税）来取代“繁琐的法规”。更不别提正是这些法规令加利福尼亚等州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幅减少。法规还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各项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以及企业平均燃料经济性标准实现了在联邦层面的减排。
如果美国想要遵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建议去减少排放，那就不能将适当的环境法规变成大规模公共投资和碳定价的替代物，而是要将其作为补充品。
新自由主义破坏气候行动的第三种方式则是将决策从联邦转移到州和地方层面。虽然本地管制在一些政策领域卓有成效，但却加剧了气候变化方面的公地悲剧。在新自由主义将碳价作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同时，它却拒绝推行这种政策在实际运作所需要具备的集中化。
毕竟美国各州全部都实施碳价的可能性极小。化石燃料行业及其游说者长期以来都通过承诺在化石燃料开采方面创造本地就业机会的方式在美国各州——以及个别工会和分会——之间制造对立。该行业还在州和地方层面积极举行活动反对绿色投票动议，因为它们在这些层面优势巨大。
只要政策制定者依然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就不可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正如美国参议员黛安·费恩斯坦（Dianne Feinstein）最近与一群青少年气候活动者交锋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她的态度相当居高临下且充满抵触。幸运的是，公众对绿色新政的普遍支持表明选民并不认同这种意识形态。
尽管如此，要实现绿色新政在十年内实现中性碳净排放的目标不仅需要一个覆盖整个经济体的碳价格及分红政策，还需要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和补充性法规。总而言之，这些措施将以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方式动员起美国的潜在生产能力。没有它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将一事无成。
发自柯林斯堡/萨拉索塔——三年前，美国越过了一个令人沮丧的里程碑：该国诞生了第一批气候难民。由于海平面迅速上升，路易斯安那州的让·夏尔岛小镇成为了一片泽国，长期居住在此的Biloxi-Chitimacha-Choctaw印第安部落成员被迫搬迁。而即便温室气体排放立即停止，美国也会有数百个社区在未来几年中遭遇类似的命运。
尽管科学家们对全球变暖的成因和恶劣后果早有共识，但政策制定者仍然对气候危机即将来临的警告充耳不闻。而美国甚至在总统特朗普宣布撤出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之前也未能开始大幅减排。对此气候活动家逐渐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西方经济政策制定中占据了至少40年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随着关于绿色新政的辩论日渐升温，公众有必要去了解新自由主义在遏制减少排放，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和采用可再生能源技术等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那些执着于气候问题的人经常警告说“一切照旧”的做法无法避免气候变化。可这个说法纵然正确，但本身却与新自由主义对“做法”服务于目的的迷恋背道而驰——这里调整一下，在那里轻推一下——仿佛公民只是更宏大经济力量下的被动主体。我们都在塑造经济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摆脱新自由主义思想对公众想象力的限制。
自1980年以来，华府的主流观点一直是政府应当在经济中发挥最小的作用。正如反征税游说者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说过的一句名言：“我不想废除政府。我只是想把它缩到足够小，好把它拖进浴室再淹没在浴缸里。“
在这种思维下所产生的政策——压缩或以其他方式限制公共投资，放松经济管制和民主去中心化——使美国无法摆脱化石燃料。民主共和两党的决策者都拒绝提倡（或甚至赞同）对无碳替代能源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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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为政府只会阻碍经济活力的观点与在1940~1960年代主导了政策制定的凯恩斯主义世界观背道而驰。后者认为政府的公共产品支出是在补全而非挤压私营部门，也正是这一理念所产生的政策帮助美国在战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被认为是解决诸多协调型问题的必要条件，而这这恰恰是气候变化的成因。但可悲之处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凯恩斯主义思想的短暂复兴很快被席卷西方各国的紧缩政治所扼杀，也抵消了借助交通，绿色公共住房和研发等大量公共投资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
而新自由主义的第二个支柱——放松管制——也推动了气候变化。在试图推翻能源效率标准和管理化石燃料开采规则时，政客们喜欢说这些规定都是些“繁文缛节”，但这些人口袋里往往都塞满了碳氢化合物行业的政治献金。
不幸的是，随着气候危机日益恶化，解除化石燃料管制的压力也与日俱增。例如，1月份，一大批知名经济学家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采用适度的碳价（税）来取代“繁琐的法规”。更不别提正是这些法规令加利福尼亚等州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幅减少。法规还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各项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以及企业平均燃料经济性标准实现了在联邦层面的减排。
如果美国想要遵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建议去减少排放，那就不能将适当的环境法规变成大规模公共投资和碳定价的替代物，而是要将其作为补充品。
新自由主义破坏气候行动的第三种方式则是将决策从联邦转移到州和地方层面。虽然本地管制在一些政策领域卓有成效，但却加剧了气候变化方面的公地悲剧。在新自由主义将碳价作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同时，它却拒绝推行这种政策在实际运作所需要具备的集中化。
毕竟美国各州全部都实施碳价的可能性极小。化石燃料行业及其游说者长期以来都通过承诺在化石燃料开采方面创造本地就业机会的方式在美国各州——以及个别工会和分会——之间制造对立。该行业还在州和地方层面积极举行活动反对绿色投票动议，因为它们在这些层面优势巨大。
只要政策制定者依然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就不可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正如美国参议员黛安·费恩斯坦（Dianne Feinstein）最近与一群青少年气候活动者交锋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她的态度相当居高临下且充满抵触。幸运的是，公众对绿色新政的普遍支持表明选民并不认同这种意识形态。
尽管如此，要实现绿色新政在十年内实现中性碳净排放的目标不仅需要一个覆盖整个经济体的碳价格及分红政策，还需要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和补充性法规。总而言之，这些措施将以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方式动员起美国的潜在生产能力。没有它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将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