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campaigned on a promise to take a confrontational approach to China, with tariffs as his weapon of choice. But unless his administration adopts a measured approach, his plans may end up harming American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undermining US democracy, or even leading to military confrontation.
柏林—9月21日的人民气候游行(People’s Climate March)是方兴未艾的全球气候运动的分水岭,共有400,000多群众走上纽约市街头。但纽约只是冰山一角。从阿根廷到澳大利亚,166个国家的人民参与了2,800多次集会和示威。两百万活跃分子通过在线请愿要求政府100%采用清洁能源。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Copenhage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以来,虚拟气候激进主义走进了现实世界。这是为什么?
人民担心气候变化的影响,也知道问题在于化石燃料。他们开始认识到,强大的利益集团正在阻挠朝向清洁能源的必要改变,他们已不再相信政府的所作所为足以保证地球的未来。这不仅反映在创纪录的参与人数上,也反映在参与者的多元化上——城市活跃分子、土著群体、不同信仰和政治观点的人,以及最令人瞩目的不分老少的人。
今天的人民自然而然地会把气候变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教师要求学校依靠可再生能源运转,妇女支持健康农业,老奶奶要求让孙子呼吸清洁空气,工会希望绿色岗位转移,市长想要高能源效率建筑投资。
哥本哈根会议失败五年后,政府终于需要负责任地行动了。本周,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主持的气候峰会旨在让团结政府、商业和公民社会领袖齐聚一堂,为气候行动增加动力。峰会的目标是为各国政府在2015年的巴黎谈判气候协议创造有利条件。此外,尽管联合国不能强制领导人履行所许下的承诺,但峰会激起了群众示威,将政治聚光灯回到了气候变化挑战——在政府采取可信行动前,恐怕一直会如此。
自2009年以来的一个变化是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担忧日益加深。在此期间,纽约人遭遇了飓风桑迪(Hurricane Sandy),台风海燕(Typhoon Haiyan)摧毁了菲律宾。全球各地的气候记录继续频频被打破。光是在2014年,澳大利亚人遭遇过热浪,巴基斯坦人遭遇过洪水,中美洲人遭遇过干旱,而南极洲西部冰盖崩塌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因此,全球争论从行动成本转变为不作为的成本。而尽管气候破坏成本令人震惊,但科学研究表明阻止气候变化的成本是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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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可再生能源生产的增长中一览无余。人们希望得到清洁能源,技术不难获得并且有利可图,而在数百万人缺少可靠电力的情况下,可再生资源的出现不啻久旱逢甘霖。自2009年以来,全球风能和电能产能增长了两倍,可再生能源现在提供着世界电力供应量的五分之一强。
事实上,全球新增电力的第二个兆瓦全部是绿色能源,这意味着可再生能源比例在2030年可以达到50%。清洁能源是一个局面改变因素,因为它将权力之上的电力(power over power)还给了人民,对化石燃料业构成了直接挑战。显而易见,环境变化斗争的下一阶段是取消一切给化石燃料业的补贴。
本周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可能不会影响国际气候协定谈判进程。但它让人们的关注点回到了应有的目标:真正的人民要求政府的真正变化。公民已经证明他们是有担待的,也是会发出声音的。人民气候游行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