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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 Åslund
considers what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ill mean for Ukraine, says that only a humiliating loss in the war could threaten Vladimir Putin’s position, urges the EU to take additional steps to ensure a rapid and successful Ukrainian accession, and more.
八国财政部长已经达成协议：取消世界八个最贫困国家欠下的400亿美元债务。按常理来讲，这应该算是件好事。但由于上述八国人均只分摊到238美元，仅仅减免债务对贫困人口的帮助还远远不够。
幸运的是，其它努力会对发达国家这种与日俱增的慷慨形成补充。最显而易见的是向贫困国家提供重点突出的风险管理服务蔚然成风，而这种服务的加之也许最终远远不止400亿美元。
我们通常认为对像新型保险或金融衍生产品这样的新型风险管理产品感兴趣的主要是富有人群，至少也是那些经济条件相对宽裕的人。事实上，我们正在开发适合非洲、亚洲和拉美某些最贫困人口的新型风险管理产品。
认识到世界最贫困的人口在各年度并非一成不变，这一点非常重要。好运和霉运变化无常，而最贫困的人口在灾难降临，比如飓风席卷渔村的时候显得更加脆弱。因此风险管理通过对收入的不确定性加以弥补，在消除贫困方面也许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不仅如此，缺乏管理的风险会毁掉经济发展的前景。如果没有风险管理，贫困人口就不敢尝试种植新型作物或者采用更有效的方法，因为任何失误带来的后果都将是灾难性的。
举例来讲，在仅能勉强糊口的农村地区，收成不好可能会在来年的粮食收获前就造成饥荒。更有甚者，收成不好可能干脆导致经济基础的轰然坍塌，带来未来持续多年的贫困。如果以种粮为生的家庭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得不到帮助，家庭成员就会吃掉自己家里的驮畜、砍掉为土壤提供养分的树木、卖掉自家所有的农具、甚至吃掉准备来年种植的种子。在紧急时刻提供援助真的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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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据世行日用产品风险管理小组的乔安娜·赛罗卡介绍，国外官方援助和私人善款的到达通常都会太晚，这些援助常常是在饥荒已经开始以后才起作用。善款到来之前，各家各户早已采取了极端措施，把生存资本消耗殆尽。尽管援助会延续他们的生命，但他们在未来几年内都无法摆脱经济上的贫困。赛罗卡及其同事努力推广使用现代金融科技，确保援助能够足额及时抵达，以避免产生这样的后果。
控制农业风险的已有工具是作物保险，它对作物减产直接做出反应。但作物保险受到经济学家所谓“道德风险”的影响，因为它削弱了农民确保作物丰产的积极性。如果农民知道反正能得到补偿，他就可能不精心照管自己种植的作物，或者拒绝对收成不好的作物投资进行补救。农民甚至可能成心种植收成不好的作物。这解释了为什么私有作物险非常罕见，而作物保险通常需要大量政府补贴的原因。
但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保险技术也不断改善。我们可以通过对造成农业减产的坏天气而不是实际的作物减产进行保险来解决作物险固有的道德问题。因为农民无法影响天气，也就不存在道德风险的问题。
过去，天气险无法有效地管理农民的风险，因为我们无法很好地测量天气对农作物产生的影响。如果想让保险成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那么就必须在小范围内对天气进行非常细致的测量，并在恰当的时间采取恰当的措施。农作物在特定的时间极易受到破坏，比如种子发芽或前一年的坏天气对多年生植物造成威胁的时候。
今天，天气险采用了很多先进气象站提供的数据和农业科学领域更深入的知识对天气对本地农业的影响进行测量。不同作物受到的影响不同，而天气险必须考虑到农场的多种作物以及它们的种植时间－上述复杂状况可以依靠现代的信息技术来加以解决。
很多公司已经在为贫困农民提供改良后的天气险产品，其中尤以印度的ICICI Lombard和BASIX、以及乌克兰的Credo Classic国际金融和保险公司运作最为成功。由世界银行领导的类似工作也正在非洲展开，而在中美洲，各国政府也正在和美洲间发展银行和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进行合作。越来越多的政府和机构参与到为贫困人口提供先进的风险管理中来，这一趋势的确令人欢欣鼓舞。
与此同时，风险管理技术、保险和融资的应用并没有给国外援助计划增加负担：它们只需要数量相对较少的工作人员、手机和电脑。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不断革命，即便发展所需的很多商品成本会不断上涨，但电话和电脑所需的成本却会越来越低。
杰弗里·萨克斯在他的新书《结束贫困》中提出：如果发达国家给予恰当的帮助，世界就会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在未来几十年内彻底消除贫困，他的这种观点使很多人把他当成了过分乐观的理想主义者。但如果考虑到富裕国家与日俱增的慷慨和改良后金融和保险技术的应用，他所描绘的前景也许并非是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