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ph E. Stiglitz, a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and University Professo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s a former chief economist of the World Bank (1997-2000), chair of the US President’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and co-chair of the High-Level Commission on Carbon Prices. He is Co-Chair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Taxation and was lead author of the 1995 IPCC Climate Assessment. He is the author, most recently, of The Road to Freedom: Economics and the Good Society (W. W. Norton & Company, Allen Lane, 2024).
从给亚洲带来如此破坏和生命损失的海啸中,我们可以汲取很多教训。它向我们展示了全球化的威力,因为全世界有千家万户通过电视看到了这次灾害的生动画面。实际上,就是在这种时刻,世界才真正像个地球村。
当然,有关灾害破坏程度的新闻传到布什总统在德克萨斯州克劳福德的农场,所用的时间似乎长了一点。可最后,他还是决定取消休假,并在这场为绝望人民提供帮助的国际竞争中,不断提高对灾区的援助金额。
但如果与很多物质财富远不及美国的国家比起来,美国的援助显得十分吝啬。人口稀少的澳大利亚捐助额是美国的两倍,日本比美国高出50%,而欧洲承诺的金额也达到了美国的5倍。这使很多观察家认为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一般也最吝啬啬比起花在战争和国防上面的经费就更是如此。
这场灾害是国际性的,因此由联合国牵头协调救灾行动再恰当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普遍被看成是破坏多边主义的又一次图谋中,美国试图置地区和联合国的持续努力于不顾,领导所谓的“核心小组”来推动援助计划向前发展。不管美国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它后来还是明智地选择加入联合国的计划。布什政府称自己是在其它行动尚未开始的情况下试图成立核心小组,这种保全脸面的托词被人们平静地接受了。
该地区一些国家的反应的确感人至深,说明他们在建立高效政府方面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泰国让各国使节乘飞机来到受灾现场,协助满足灾区人民的需要;帮那些丢失钱款和护照的人回国,为受伤人员提供医疗救助,设立遗体辨认的机制,应对由于尸袋和冷冻设备短缺所带来的困难。
像泰国这样觉得能解决经济问题的国家要求把援助分配给其它国家。他们的确提出了一个要求:减免关税和放松国外市场的准入限制。他们要的不是援助,而是增加收入的机会。但至少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各国的回应仍是一片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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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西方七国在提供救灾援助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这对印度尼西亚尤为重要,因为它要偿还1320亿美元的债务(其中700亿美元的债主是公众债券人或有政府机构的担保)。即便没有这次海啸,这样的债务负担也足以影响该国的发展,影响它从1997年金融危机当中的恢复。
实际上,无论如何印尼债务负担的减免都需要尽早提上议程,因为这么多债务都是腐败的苏哈托政府欠下的。债主们清楚,或是应该清楚并不是所有的钱都会用于印尼的发展。另外,有些债务是在1997-1998年危机中欠下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又加重了这样的债务负担。
没有人装作能够阻止或改变自然力量的发展,相反,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去应对。人们呼吁改善海啸的早期预警系统。但在全球变暖这个领域,我们已经收到了早期的警报。多数国家都表示了认可,并在里约和京都共同做出了努力力虽然还远远不够,但京都议定书不过是个开始。令人难过的是,全球变暖还会使这次海啸受灾国中的一部分遭到损害,像马尔代夫这样地势低洼的岛国将会被淹没。
但我们还远未成为一个地球村。在首先提出全球变暖问题缺乏科学依据后,全球最大的污染国美国就是不愿采取任何措施(除了鼓吹自愿限制制没有证据表明自愿限制是否可行,至少在美国的确如此)。对付这样未能承担起地球公民义务的不正常的成员,国际社会还没有拿出可行的办法。
乐观人士认为技术能解决问题。但现实主义者看到在环境和技术的漫长较量中,到目前为止技术都没有胜算。这次海啸告诉我们,大自然有它自身的时间表。除非我们知道如何加以尊重,否则就会错过那条救命的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