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的全面危机

贝鲁特——回想起来，通常金融危机发生前看似都有预兆；但是他们很少能清楚地指明历史的走向。黎巴嫩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一场可预见的危机让该国陷入了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自黎巴嫩长期内战(1975-1990年)结束以来，其经济和政治体系一直由外部借款支撑，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公共债务的持续上升。在某个节点，外界资本流入不得不停止。这一节点在2019年末到来了，接连发生了一系列负面冲击。

这种资本的“突然停止”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严重的三重危机。第一个问题是国际收支。黎巴嫩的经常项目赤字（current-account deficit）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25%，其出口基数太小，甚至无法支付必要的进口货物费用。第二个问题是财政。黎巴嫩的公共债务现在总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50%。政府收入在经济衰退的重压下正在崩溃，预算赤字已经很大，在201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并仍在迅速扩大。

最重要的是，黎巴嫩也正在经历银行危机。主要银行，作为国外资本流入的主要接受者，对黎巴嫩主权债务进行了大量投资(平均占其投资组合的50%)，现在基本上已经资不抵债。

这些危机一起将黎巴嫩经济推入深渊。渴望贷款和进口的公司已经开始裁员或完全关闭。经济衰退有可能导致黎巴嫩大萧条。

支撑黎巴嫩脆弱政治经济的主要资本来源不是石油，而是侨民，他们受高利率和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吸引而投资。所以到处都有“荷兰病”的迹象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存款已经增长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00%以上，创造了财富效应，将国民储蓄率降低到不太可能的水平——国内生产总值的3%。不平等程度很高，而且还在上升。2000年至2015年间，实际(经通胀调整的)汇率升值约50%，大大削弱了可贸易的行业。由于缺乏出口商品和服务，黎巴嫩一直在流失受过教育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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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重要的是，大规模资本流入让教派精英通过赞助而非表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些精英们榨取了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财富，建立了一个臃肿的朋党统治集团。尽管这确保了这个原本混乱的地区的政治稳定，但它未能满足基本需求。甚至电力供应也是不连续、不可靠的，而宏观经济面临的更广泛的挑战却完全没有得到解决。

金融危机引发了一场政治起义。一场民众革命运动走上街头，反对教派主义，要求结束腐败。尽管如此，迄今为止，该国政权对黎巴嫩经济问题的反应一直压倒性地偏向精英阶层，这表明这场危机最终可能会在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支持下得到“解决”，并进一步巩固教派政治。

例如，国家拒绝引入资本管制，让每家银行的主要股东，其中包括执政的政治家，来决定如何定量提取现金。实际上，这能让精英们可以将资本转移到国外，而普通公民却难以获得存款。

此外，央行降低了存款利率，但尚未降低公共债务利率，从而提高了银行利润。尽管国际储备不断下降，但黎巴嫩仍继续偿还其主要欠下国内银行的外债。有迹象表明，它可能开始以甩卖价格向精英关联实体出售国有资产。

与此同时，正式汇率保持不变，精英们允许获得低汇率美元，而普通公民则面临自由市场汇率迅速下降的现实。目前自由市场汇率打了40%的折扣。当国家开始印刷里拉来支付公务员工资时，贬值将会加速。事实上，央行已经在用里拉支付美元存款的利息(美元存款占所有存款的80%以上)，从而为通胀消除公共债务创造了条件。随着通过储户持股的“里拉化”把债务削减的成本推给储户，银行的股本基本上可以幸免。

如果这种情况成为现实，黎巴嫩的中产阶级将因实际工资和养老金的降低以及储蓄的清算而大量减少。受教育的年轻人的移民进程将会加速，甚至移民社群的经济利益——这个体系所依赖的——也会受到损害。如果教派体系要在这些条件下生存，它统治的将会是一个贫困人口体系，而这个人口体系可以受越来越便宜的庇护所控制。最终，黎巴嫩将发现自己处于与委内瑞拉相似的境地。

相比之下，革命者推动的新共和国的建立将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革命者想要改善黎巴嫩，而不是放弃它。他们认为它的表现远远低于潜力，业绩表现、精英管理和社会公正应该取代腐败、任人唯亲和不平等。他们希望建立充满活力的高科技产业，让农业在环境上更具可持续性，将国家定位为文化发电站，并与移民社群创造更多的协同效应。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改革运动希望寻求有序削减公共债务，这将由银行股本担保，并强制削减占存款总额50%以上的1%储户的存款。他们支持适度的货币贬值和商业环境的彻底改善，以提高出口竞争力。他们将寻求深度财政重组，强调消除腐败行为，加大社会项目和基础设施支出。在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不可避免的衰退将得到缓解。

现在关于黎巴嫩下一届内阁组成而产生的内讧，是该国寻求新政治解决方案过程中，产生更大斗争的一部分。金融危机对这个国家构成了致命威胁；但这也代表了政治变革的机会。黎巴嫩的未来悬而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