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拉丁美洲的不平等问题

华盛顿——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LAC）的收入、财富和机会分配不均阻碍了建设有凝聚力的社会和强大的民主国家的努力，也挫败了年轻人的雄心壮志。但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事倍功半，进展停滞不前。各国政府迫切需要更好的证据来说明如何解决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

为此，美洲开发银行与伦敦经济学院、耶鲁大学、财政研究所以及十几所一流大学的学者合作，对LAC不平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考虑。该项目的初步研究——包括对现有文献、新数据和新分析的批判性综述——表明，该地区的不平等既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可预测，也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一成不变。

首先，LAC并非完全 不平等。一些国家，如巴西、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巴拿马，收入不平等极高，而其他国家，包括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和乌拉圭，收入差距与美国相似。

此外，不平等远非LAC社会的固定特征，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波动。在大多数国家，不平等在 1970 年代开始迅速上升，在 1990 年代达到顶峰，然后开始减小。今天该地区的不平等程度比三十年前更低，这要归功于教育收益（缩小了工资差距）、大宗商品推动的经济增长，以及一系列政府社会计划。但自2014年以来，不平等基本稳定在不可接受的水平，那一年，经济停滞在整个地区蔓延。

一项追踪1980年至今不平等演变的研究表明，这种广泛的模式 隐藏着显著的变化。例如，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和秘鲁在1980年至2010年期间显著减少了不平等，尽管与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它们的不平等水平仍然很高。相比之下，哥斯达黎加的不平等现象在此期间稳步上升。应该摒弃宿命论的假设，即整个地区都受到结构性不平等的诅咒，而结构性不平等不受政策干预的影响。

该项目还显示，该地区的财富不平等比收入不平等更为根深蒂固。尽管数据仍然非常有限，但一项研究 发现 ，在智利、哥伦比亚和乌拉圭，大约 1% 的人口控制着总财富的 37-40%，而最贫穷的一半人口只控制着十分之一。此外，许多低收入家庭存在负资产，因为他们的未偿债务大于其房屋、车辆和其他资产的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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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新的证据表明，该地区儿童的机会和潜在收入往往与其父母没有什么不同，这意味着代际流动性较低。一项研究表明 ，在九LAC比国家中，当前收入不平等的44%（阿根廷）至63%（危地马拉）是由“遗传”因素造成的。导致代际不平等持续存在的变量包括出生在低收入地区、属于少数民族，父母受教育程度有限或从事低薪职业。但在这里，情况也更加微妙。在有奴隶制或压迫土著人民历史的国家，种族或族裔因素预测代际社会流动性要低得多。

最后，地理很重要，但并不总是以可预测的方式。例如，LAC 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这一事实强化了农村动态对该地区收入不平等影响不大的假设。但新的证据表明，主要归因于小农场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收入差距，解释了9个国家总体收入不平等的11%（乌拉圭）至58%（玻利维亚）。

到目前为止，该项目证实LAC的不平等程度高到令人无法接受，同时也说明了其流动性和对可能影响其“遗传”程度的因素的反应能力。有了这种细致入微的理解，政策制定者应该放弃一些f方案，完善其他方案，并测试更适合具体国家的具体需求的全新战略。 例如，哥伦比亚和秘鲁等国家，许多工人签订了非正式合同，因此很少或不纳税，与智利和乌拉圭等国家相比，它们不同的税收和养老金制度政策，后两者劳动者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缴费率更高。

扩大和提高教育质量以及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现金援助等传统战略可能有效，但不足以减少所有环境中的不平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LAC国家政府必须促进能够创造更多生产性（和正规）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并采取新一代的财政政策，让每个人都能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