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纪的问题解决

斯托克霍姆—深吸一口气。屏住一段时间。现在，想一想：我们的现代人祖先从未呼吸过类似的空气——以及体验过现在的一切，我们的后代亦是如此。

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人类活动极大地改变了大气成分。如今，二氧化碳水平至少比过去80万年都要高。进入地球循环系统的氮和硫的数量也翻了一番。海洋pH值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目前的酸度是过去2000万年的海洋生物从未体验过的。

显然，人类——目前占领了地球无冰覆盖地表的近40%——正在决定许多地球的基本过程。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鲁岑指出，这一变化是如此之大，足以开启一个新纪元——人类纪。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纪实际上从人类从事农业、驯化动物时便已开始，也有科学家（包括我）认为人类纪是更晚才发展出现的。但是，不管人类纪何时开始，显然人类对地球的影响在二战以后迅速地增加了。

事实上，1950年前后的世界正处在引爆点，从实际而言，每一个代表人类对地球影响的因子——人口、GDP、化肥使用量、电话普及度、纸张消费，以上仅仅是一些例子——都开始快速增长。在此期间——科学家威尔·斯特芬（Will Steffen）称之为“大加速”——人口变得众多，人际联系变得紧密，消费变得庞大，足以成为主要全球推动力。

在一份2009年的研究中，科学家指出，九大“地球边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损失、氮和磷循环的破坏、土地使用、清洁水抽取、海洋酸化、臭氧耗竭、大气悬浮微粒负载和化学污染——都已被人类突破，人类也因此增加了地球系统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风险。这些边界彼此之间联系十分紧密，因此九个方向中任何一个趋势继续维持下去，特别是以当前速度继续维持下去的话，环境将发生未可知的变化，特别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系统可能受到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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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人类纪特有的挑战，人类需要新的管理方针和战略性决策。发展成功的战略需要抛弃过去一直有效、但如今已适得其反的长期假设。

假设之一是最好以直接、定向的方案每次解决一个问题。这一方针看上去颇具吸引力，但并不足以解决当今最紧迫的问题。比如，为到本世纪中叶将跨越九十亿门槛的全体人口不断地生产和运送有营养的食物将影响水和能源消费、农业发展和土地使用、氮和磷循环以及海洋酸化，更不用说生物多样性损失了（比如过度渔业捕捞行为）。

因此，绿色革命的专注于生产的狭隘方针无法克服未来食品安全问题，虽然它曾在过去带来过名符其实的产出暴增。世界需要以优化整个粮食系统的创新、全面的战略——比如通过改善化肥和水使用以及粮食运输和储存；或是通过确保足够的营养可以以足够低廉的价格获得；或是通过改变社会饮食习惯、将资源密集度低的食物纳入进来。

麻烦在于复杂性可能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以至于人们通常想把复杂系统分解为诸个别组分。比如，建议方案不会考虑在根除极端贫困和扭转全球变暖两方面双管齐下——并发展互相强化的战略达到这些目标——而是会逐一考虑这两个问题，这就破坏了有效性。

当然，同时解决互相联系的问题需要共同分担挑战。一方面，没有哪个个人或群体能够拥有足够的知识和专业性一次性解决影响复杂系统的所有问题。

但更广义的社会——包括政府、企业、研究者、思想家、信仰界甚至诗人和艺术家——可以设计出并实施全盘战略。能否成功将取决于参与者的合作意愿以及是否能够做到将证据置于意识形态之前。因此，真正的挑战在于组织起这样一个包容性社会——这是全球领袖所不擅长的。

第二个主要挑战是资源是有限的，这意味着不可能同时解决世界面临的所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效地编排优先顺序至关重要。但是，最要紧的不是决定甲问题是否比乙问题重要，而是让所有全球系统都具有恢复力。旨在解决甲系统的问题的机制不能影响乙系统的恢复力。

另一个挑战是以新的指标取代GDP作为人类福祉的主要指标。GDP概念的主要设计者西蒙·库兹涅茨也承认，GDP并未考虑到众多影响人类福祉的因素；他认为GDP只能在“某些场合”使用。进入人类纪，GDP只能作为评估经济、自然和社会资本的一系列指标中的一个，全面的指标既要表示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也要体现作为产出基础的生态系统和社会结构的尊严。

在效率和伦理方面在人类纪游刃有余也许是现代人类所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克服这一挑战需要更明智的战略决策方针和更广泛的对创新的理解。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应对这一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