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马拉·哈里斯的外交政策是什么？

发自纽约——在乔·拜登总统退出2024年总统大选、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成为民主党候选人之后，一个关键问题凸显了出来：哈里斯的外交政策与拜登的外交政策有何不同？

拜登是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有经验、最了解外交政策的总统步入白宫的。作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长期成员，他在国家安全辩论中扮演了数十年的重要角色，随后作为奥巴马的副总统带头提出了多项重要外交倡议。相比之下哈里斯入主白宫前的外交政策履历——职业检察官、州检察长、首任参议员——显然少得可怜。

但在担任副总统的四年中她接受的国际关系速成课程是没几个民主党或共和党人可以比拟的。她每天早上都会收到总统的每日简报，列席拜登接待来访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大部分会议，并在做出关键的国家安全决策时出现在白宫局势室。她还出访了20多个国家，会见过150多位外国领导人，并亲自率领许多重要代表团——包括过往三次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代表团。

在经历了新冠疫情、阿富汗撤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华大国竞争加剧、近期的中东战争以及众多小型危机后，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逐渐将她视为一位沉稳、干练的领导人。即使他们对她的评价不如拜登那么高（他们已经与拜登相识数十年，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对他的喜爱与日俱增），但他们肯定觉得她远比特朗普更有能力也更可靠。

但她的世界观和政策偏好与拜登相比又是怎样呢？他们之间有很多重叠之处，但也存在很大的时间差。现81岁的拜登在冷战高峰期时正值壮年，而他的世界观也反映了这一点。他坚定地信奉“美国例外论”，用黑白分明的词汇去描述国际关系——也就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而且在这场斗争中美国始终是一股向善的力量。他还信奉“伟人”政治理论，认为像他这样的政治家可以通过构建个人关系和纯粹的意志力来改变事件的发展轨迹。

相比之下，现年59岁的哈里斯是在冷战后的世界中长大的，在这个世界中美国霸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未能在国内外维护其理想。作为一名检察官，她倾向于根据各国对法治和国际准则的遵守状况而不是根据其政治制度或领导人来下判断。认识到美国与非民主国家接触的必要性，同时也承认美国自身在民主方面的不足，因此她认为拜登的“民主对抗专制”框架是过度简化、言行不一且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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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哈里斯同意拜登的观点，认为美国总体上是一股向善的力量，但她对意外后果保持警惕并赞同多边方式而非单边干预。她还认为以身作则是美国在一个更加充满对抗和多极化的世界中行使权力的最有效方式，在这个世界中美国仍然是全球霸主，但却缺乏能力、意愿和合法性来像过去那样主宰事件的最终走向。

这些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在各个政策领域都有不同的表现。在对华关系方面，政策连续性是当务之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上月底的一次罕见会晤中已经明确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保证了这一点。拜登和哈里斯在一切可能与中国展开合作的事务上完全保持一致，同时密切协调盟友在国家安全相关问题上与其展开激烈竞争。两人在政策上的任何分歧都可能只是重点或策略问题。

比如作为副总统，哈里斯在巩固美国的印太关系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她曾四次前往亚洲，并定期与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Jr.）会面。她的政府将优先考虑建立联盟而不是采取关税、出口管制和制裁等单边措施，在加强“重返亚洲”方面超越拜登的做法。

而俄乌战争则不同。虽然哈里斯和拜登一致支持乌克兰，但却怀着不同的动机。哈里斯从法律角度看待冲突，强调俄罗斯侵犯了乌克兰主权，而拜登则从道德视角看待这场冲突，将其视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这种潜在的观点差异可能引发在不断变化情况下的政策分歧。虽然哈里斯会接受双边停火协议，但她不可能像拜登——他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的私人关系顶多也就是不温不火——那样向乌克兰施压，迫使其进行不情愿的谈判，尤其是在其领土仍遭非法占领的情况下。

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是拜登和他的副总统在外交政策上分歧最大之处。哈里斯对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涉嫌（与美国勾结）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更为敏感。拜登名义上支持两国解决方案，但却对以色列极右翼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inyamin Netanyahu）言听计从。

虽然哈里斯将继续承认以色列是美国最重要的地区安全伙伴并确保其自卫能力，但她将对以色列政府施加更大压力以维护法治。这种对待“特殊关系”的不同态度将代表着与过去几届政府的决裂，但它将使美国的政策与其大多数盟国更加一致。

随着大选临近，哈里斯塑造未来四年或八年全球事务的潜力正日益凸显。虽然哈里斯经常与拜登保持一致，但她独特的世界观有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独特的领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