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赢与致命疾病的斗争

发自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在过去十年的发展援助中所取得的其中一项重大成就莫过于对抗艾滋病，肺结核及疟疾的全球援助。该全球援助基金拯救了数百万条生命并帮助许多国家对抗这三种流行性疾病。如今全球各国将在11月初会聚华盛顿特区讨论是否继续资助的决定，而基金则呼吁各国和私人部门能再追加3年的资助。

让我们回想2000年的时候，艾滋病正在全球最贫穷的国家肆虐，尤其是在非洲。而新的抗病毒逆转录药物已经发明并在发达国家推广，但其价格却让穷国望而却步。数百万人因为等不到新药的到来而丧命。

另外两个主要的致命流行病，疟疾和肺结核，也在卷土重来。因疟疾丧生的人数不断攀升，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穷国的卫生体系严重缺乏资金，另一部分是因为传染疟疾的寄生虫对常用药物已经具有的抗药性。然而人们控制虐疾的潜在能力实际上在不断改善，因为一系列新型科技：用长效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可以防止蚊虫叮咬；更优良的诊断技术去确诊感染疟疾；以及新一代的高效药物。

肺结核同样也呈现失控状态，为亚洲和非洲国家都带来了巨大的卫生负担。跟疟疾类似，肺结核细菌对传统治疗药物产生了抗药性。一股令人胆寒的多种抗药性肺结核流行病——比常见肺结核更难医治——已经爆发。还有一些极端多种抗药性肺结核的病例连后备的最强效药物都对其无效。

而在2000年时，发达国家也没有采取足够的步骤去对抗这三大疾病，援助金额也不大。那是我刚刚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任命去召集各国财政和卫生部长共同商议我们在近期和长期上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这个名为宏观经济与卫生委员会的顾问团队建议富裕国家扩大对穷国的卫生援助，包括对抗三大疾病的相关行动。这些援助将拯救生命，改善社会福祉，并有助于增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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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前挪威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大力支持该建议。在2000年7月于南非德班市举行的国际对抗艾滋病大会上，我上台阐述了为何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全球基金来对抗艾滋病。在2001年初，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启动了一场强大并极具说服力的呼吁行动来建立全球基金会。

世界各国的领袖们都对安南的呼吁做出了回应；几个月内，全球基金会宣告成立。那些情景依然在我的脑海里萦绕着。对国际卫生健康圈内人来说，这是件极为振奋人心的事情。

但除此之外也有挫折和困惑，因为那些对外援助的反对者开始抗议对疾病控制增加资助。一些对公共卫生知之甚少的经济学家变成了极富煽动性的反对者。他们的观点并非基于事实证据而是来自于自由市场理念，认定对外援助总是以失败告终。

幸运的是，各国领袖们在这些援助质疑者和公共卫生专家和之间选择了后者。美国的小布什政府为全球基金会提供了强大而重要的支持——同时也创立了一系列对抗艾滋和疟疾的新美国公共项目。

在2005~2010年间，对抗这三种致命传染性疾病的项目在全球广泛推广开来。在援助质疑者的反对声中，全球基金会为大规模发放蚊帐，诊断技术和抗疟疾药物提供了资金支持。

令人惊叹地，在这一代人的时间中，非洲的疟疾死亡人数首次出现了下降（尤其是在某些地区）。每年都有数十万条生命（主要是儿童）得到了挽救。这些孩子们不但远离了死亡还避免了导致虚弱的感染，使他们得以上学并拥有一个更加丰硕的未来生活。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艾滋病和肺结核方面。在全球基金会尚未创立的2000年时，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感染者根本无法获得任何维持生命以及抗病毒逆转录药物。而到了2010年，超过600万发展中国家感染者得到了抗病毒逆转录治疗。类似的是，针对肺结核患者的检测和治疗数量大幅上升，包括在几个患者数量极大的亚洲国家。

援助质疑者们的观点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卫生援助是有效的。全世界都从这场慷慨，专业主义，高尚公益理念以及良好意愿的胜利中大大受益。

然而动员足够资助的挑战依然在继续。那些质疑者们依然无视十年以来的成果，继续他们的那套陈词滥调。令人震惊的是他们那套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对任何援助都统统反对的意识形态）令他们无视关乎他人生死的需要以及卫生专家们熟知的操作手段所产生的效力（这些反对者们也无视其它领域的专业运作方式，比如食品行业）。

全球基金会正迫切呼吁在未来3年内每年最少筹集50亿美元——这相对于全球经济总量来说只是九牛一毛（或等于发达国家每人拿出大约5美元）。就算把这个金额加多一倍基金会也会明智地去运用。

目前看来如果世界其它国家能提供这50亿美元的2/3的话美国政府就会补齐剩下的1/3。英国政府最近做出了一个明确承诺，而世界正等待着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其它来自欧洲，中东和亚洲的长期和新捐助国做出行动。

各国政府在11月的决定将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死。希望这些政府以及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选择生命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