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里—随着新年的来临，我们也日益明确地看到，印度新政府陷入了一个完全属于作茧自缚的困境——前任政府从未面临过如此困局。
2014年5月，莫迪当选为印度总理，当时，全世界为之欢呼，认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终于迎来了对商界比较友好的政府。受莫迪亲市场态度的鼓舞——他宣誓要“用红地毯代替红头文件”，称政府“无为”于商业，并打出了“印度制造”的口号——投资者纷纷赞扬他是发展的新救星。
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赢得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首次下议院绝对多数，从而不必面临联合政府的压力和约束。莫迪的海外访问也带来了新商业机会、一大波外国投资和合资企业。他宣誓要改善印度在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位，从羞于见人的142名至少提高到前50名。
这些话题还在继续，但日益不再出现在印度人民党的核心议题中。事实上，莫迪能执掌大权，凭借的是一系列经济重点与他不同的右翼组织，这些组织沉溺于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中——实质上是重新包装的印度教沙文主义。
莫迪所承诺的经济改革与巩固其政府选举基础的文化沙文主义之间的紧张将是进步的主要障碍。毕竟，莫迪追求其经济政策需要政治多数，政治多数取决于组织力，组织力要靠的正是持沙文主义的人——也就是莫迪的执政基础。
事实上，莫迪上台后，几乎马上出现了攻击印度少数派尤其是穆斯林的局面。来自与印度人民党结盟的极右翼地区政党湿婆神军党（Shiv Sena）的立法者强迫穆斯林自助餐厅雇员在斋月期间吃面包。普纳（Pune）的一位年轻的穆斯林技术工人更惨，他因为完全与他无关的冒犯性社交媒体言论而惨遭“报复”，被殴致死。
接着是对“爱圣战”（love jihad）的全国性恐慌。“爱圣战”据称是一场以让印度成为穆斯林多数国家为目标的穆斯林运动，其手段是引诱印度教女孩陷入浪漫陷阱，把她们转变为伊斯兰教徒。这场印度人民党推波助澜的歇斯底里刚刚大致消散——穆斯林只占印度人口的13%，这类婚姻的数量也很少——煽动性的言辞就乘势而起。
一位莫迪的主要支持者宣称，所有印度人都必须承认他们是文化上的印度教徒。一位内阁会议（Council of Ministers）成员将印度分为“拉姆扎达”（Ramzada，信奉印度教的神拉姆的人）和“哈拉姆扎达”（Haramzada，杂种）。另一位印度人民党立法者宣称刺杀圣雄甘地的印度民族主义刺客是爱国者，而莫迪阵营中的一个边缘政党还发起了一场为这名刺客在全国树立雕像的运动。
急速膨胀的沙文主义没有底线可言。莫迪本人也在一家新医院所做的演讲中令人尴尬的声称印度教象鼻神（Ganesh）的人身象首形象正是古印度教对整形手术的知识的象征。
教育部长突然取消了德语作为公立学校的第三外语选项，替之以梵文。而以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组织为榜样（卡其色短裤和棍棒也照抄不误）成立的志愿者组织民族卫队（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宣布发起一场名为Ghar wapasi（“回家”）的运动，即要求少数派恢复信仰据说他们的祖先在遥远的过去所背叛的印度教。
由此造成的争议震动了整个印度，也主宰了政治议程，而在此过程中，莫迪的经济政策被边缘化了。事实上，反对党的示威已经让议会陷入了瘫痪，政府根本不可能引入——更不用说通过——待定经济改革立法的要素，包括将保险业外国所有权比例上限提高到49%的法律。
然而莫迪没有做出任何表示平息支持者或安抚批评者，这让投资者——特别是外国投资者——担心他是否有能力管好自己的选民。比如，德美合资企业陶鲁斯投资控股公司（Taurus Investment Holdings）的雷布林（Lorenz Reibling）在承诺大量投资印度之前就提出了不少问题——首先就是最近的反基督教和穆斯林言论和转变信仰计划的影响。
雷布林说，“转变信仰和种族/宗教清洗的声音在德国尤其刺耳。100%信奉印度教的印度这个千秋大梦将让印度失去几乎一切外部支持。这不是印度应该做的。”特别是，如果基督徒必须面临“反向调查”（inquisition in reverse），他观察到，他们就会大幅撤回投资。类似地，雷布林还说，中东投资者也会将印度排出在投资组合之外，以此对付印度的反穆斯林政策。
雷布林绝不是唯一一个有次担忧的投资者；事实上，他只不过表达了他的投资者同侪在相互讨论中所提出的观点。警钟已经敲响了。
莫迪已经陷入了与其自身的支持者的不利对峙中：他无法和他们共事，也无法脱离他们单干。除非他可以找到解决政治困境的办法，否则对印度经济出现“莫迪奇迹”的希望将以与崛起一样快的速度消退。
新德里—随着新年的来临，我们也日益明确地看到，印度新政府陷入了一个完全属于作茧自缚的困境——前任政府从未面临过如此困局。
2014年5月，莫迪当选为印度总理，当时，全世界为之欢呼，认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终于迎来了对商界比较友好的政府。受莫迪亲市场态度的鼓舞——他宣誓要“用红地毯代替红头文件”，称政府“无为”于商业，并打出了“印度制造”的口号——投资者纷纷赞扬他是发展的新救星。
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赢得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首次下议院绝对多数，从而不必面临联合政府的压力和约束。莫迪的海外访问也带来了新商业机会、一大波外国投资和合资企业。他宣誓要改善印度在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位，从羞于见人的142名至少提高到前50名。
这些话题还在继续，但日益不再出现在印度人民党的核心议题中。事实上，莫迪能执掌大权，凭借的是一系列经济重点与他不同的右翼组织，这些组织沉溺于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中——实质上是重新包装的印度教沙文主义。
莫迪所承诺的经济改革与巩固其政府选举基础的文化沙文主义之间的紧张将是进步的主要障碍。毕竟，莫迪追求其经济政策需要政治多数，政治多数取决于组织力，组织力要靠的正是持沙文主义的人——也就是莫迪的执政基础。
事实上，莫迪上台后，几乎马上出现了攻击印度少数派尤其是穆斯林的局面。来自与印度人民党结盟的极右翼地区政党湿婆神军党（Shiv Sena）的立法者强迫穆斯林自助餐厅雇员在斋月期间吃面包。普纳（Pune）的一位年轻的穆斯林技术工人更惨，他因为完全与他无关的冒犯性社交媒体言论而惨遭“报复”，被殴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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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对“爱圣战”（love jihad）的全国性恐慌。“爱圣战”据称是一场以让印度成为穆斯林多数国家为目标的穆斯林运动，其手段是引诱印度教女孩陷入浪漫陷阱，把她们转变为伊斯兰教徒。这场印度人民党推波助澜的歇斯底里刚刚大致消散——穆斯林只占印度人口的13%，这类婚姻的数量也很少——煽动性的言辞就乘势而起。
一位莫迪的主要支持者宣称，所有印度人都必须承认他们是文化上的印度教徒。一位内阁会议（Council of Ministers）成员将印度分为“拉姆扎达”（Ramzada，信奉印度教的神拉姆的人）和“哈拉姆扎达”（Haramzada，杂种）。另一位印度人民党立法者宣称刺杀圣雄甘地的印度民族主义刺客是爱国者，而莫迪阵营中的一个边缘政党还发起了一场为这名刺客在全国树立雕像的运动。
急速膨胀的沙文主义没有底线可言。莫迪本人也在一家新医院所做的演讲中令人尴尬的声称印度教象鼻神（Ganesh）的人身象首形象正是古印度教对整形手术的知识的象征。
教育部长突然取消了德语作为公立学校的第三外语选项，替之以梵文。而以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组织为榜样（卡其色短裤和棍棒也照抄不误）成立的志愿者组织民族卫队（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宣布发起一场名为Ghar wapasi（“回家”）的运动，即要求少数派恢复信仰据说他们的祖先在遥远的过去所背叛的印度教。
由此造成的争议震动了整个印度，也主宰了政治议程，而在此过程中，莫迪的经济政策被边缘化了。事实上，反对党的示威已经让议会陷入了瘫痪，政府根本不可能引入——更不用说通过——待定经济改革立法的要素，包括将保险业外国所有权比例上限提高到49%的法律。
然而莫迪没有做出任何表示平息支持者或安抚批评者，这让投资者——特别是外国投资者——担心他是否有能力管好自己的选民。比如，德美合资企业陶鲁斯投资控股公司（Taurus Investment Holdings）的雷布林（Lorenz Reibling）在承诺大量投资印度之前就提出了不少问题——首先就是最近的反基督教和穆斯林言论和转变信仰计划的影响。
雷布林说，“转变信仰和种族/宗教清洗的声音在德国尤其刺耳。100%信奉印度教的印度这个千秋大梦将让印度失去几乎一切外部支持。这不是印度应该做的。”特别是，如果基督徒必须面临“反向调查”（inquisition in reverse），他观察到，他们就会大幅撤回投资。类似地，雷布林还说，中东投资者也会将印度排出在投资组合之外，以此对付印度的反穆斯林政策。
雷布林绝不是唯一一个有次担忧的投资者；事实上，他只不过表达了他的投资者同侪在相互讨论中所提出的观点。警钟已经敲响了。
莫迪已经陷入了与其自身的支持者的不利对峙中：他无法和他们共事，也无法脱离他们单干。除非他可以找到解决政治困境的办法，否则对印度经济出现“莫迪奇迹”的希望将以与崛起一样快的速度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