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注：文中的“平均”、“平均值”，原文为average；文中的“均值”，原文为mean。
美国剑桥—在最近的评论文章中，我考察了股票交易加快所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是否让公司管理者更注重季度结果，从而有损于他们长期经营企业的能力。但我指出，来自政府和快速技术变化的压力与来自股票市场交易的压力一样大。比如，如果你身处欧元区，当货币本身也在摇摇欲坠的时候，你如何能够谨慎地做出长期规划？当销售向在线方式发展的时候，实体零售商的视界应该定在多长合适？
时常有人说（就快成为传统智慧了），低成本而轻易的资产组合调整、技术交易策略以及投资者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迫使管理者将过多的精力集中在即期财务结果上。而随着交易的加速，这一压力也在增加。但是，即使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和董事会过多地关注季度结果，即使中位持股时长在近几十年中大大缩短，仍然很难弄清是否是股市交易速度加快让管理者更多地关注季度结果。
我们必须对均值做一些非常基本但没有被充分认识的区分。一种衡量平均股票持有时长及其在过去25年中的变化的方法是在每年年末把所有投资者的所有持有时长加总，再除以股东数量加权平均数。这一结果——均值——便是平均股票持有时长。
或者我们可以把所有持有者按持有时间长短做一个排列，选出排在正中间的那个时长——中值。通常，这两种衡量平均值的方法结果是一样的，所显示的变化率也相同。但当它们出现差异时，我们就应该认真思考这一现象。对股市来说，这一平均值和中值的差异可能非常重要。
举个和股票交易无关的例子。设想在西雅图近郊有个10 000人的社区，1970年平均收入为50 000美元。1980年，平均值增至100 000美元。如此大规模增长的原因何在？是教育提高了，政策得当，基础设施开发，还是其他原因？其他地区的决策者应该学习这一社区的正确做法然后效而仿之吗？
现在，看看以下情形。华盛顿州雷德蒙（Redmond）的财富均值实现了翻番，原因是比尔·盖茨的成功。1970年盖茨收入不过50 000美元，而1980年增加至（比如）5 000万美元。如此，说雷德蒙平均收入在10年中翻番还有意义吗？其他人的收入可一点都没有变化。中值在十年中保持不变，更能描述这一社区的平均收入。雷德蒙的平均财富是否增加，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
考虑以下股市情形：100名股东，每人持有XYZ公司100股，持有期三年。三年后，他们把股票卖给其他投资者，后者又持有三年，然后再卖出。每名股东的平均持有期是三年。
接着，90人和往常一样，持有三年。但另外10人过4个月就把持股卖给新股东。你可能因此认为XYZ股票的平均持有期只有20个月，而在美好的旧时代，平均持有期为36个月。换句话说，持有期几近折半。而如果我们认为管理者把前所未有的精力集中在季度结果，我们可能因此认为找到了罪魁。
但若从决策角度看，解释持有期变化的最佳方式是什么？有90%的股东和往常一样，他们的持有时长并未缩短。
这一分析并非短期主义所独有。如果分布是有偏的，并非均匀分布在中值两侧，则均值就不能恰当地描述总体以及总体随时间发生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股票市场正是如此。
一组金融经济学家——克莱默斯（Martijn Cremers）、帕里克（Ankur Pareek）和邵特纳（Zacharias Sautner）——最近收集和考察了相关问题的数据。他们发现，美国两大主要股票持有者——富达公司和先锋公司——持有期自1985年以来一直保持稳定。从更广泛的范围看，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美国的核心股票持有者——持股期在1985—2010年的25年中有所上升。1985年，美国的股票持有期为1.2年；2010年增加到1.5年。一小撮快进快出的股票交易者也许极大地缩短了持股期均值，但大部分美国传统持股者来说，持有期并没有变化。
这一结果与近几十年来短期主义渐行其道的典型观点格格不入。也许25年前的股东基础过于短期导向——1.2年的初始平均持有时长（均值）太短了。但是，如果美国管理者在随后的25年里变得更加短期主义，更关注季度财务结果，则其原因似乎并不是核心股票持有者持有时长的缩短。媒体、公司、立法者可能在这个问题——及其衡量方式——上有欠考虑。
译注：文中的“平均”、“平均值”，原文为average；文中的“均值”，原文为mean。
美国剑桥—在最近的评论文章中，我考察了股票交易加快所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是否让公司管理者更注重季度结果，从而有损于他们长期经营企业的能力。但我指出，来自政府和快速技术变化的压力与来自股票市场交易的压力一样大。比如，如果你身处欧元区，当货币本身也在摇摇欲坠的时候，你如何能够谨慎地做出长期规划？当销售向在线方式发展的时候，实体零售商的视界应该定在多长合适？
时常有人说（就快成为传统智慧了），低成本而轻易的资产组合调整、技术交易策略以及投资者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迫使管理者将过多的精力集中在即期财务结果上。而随着交易的加速，这一压力也在增加。但是，即使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和董事会过多地关注季度结果，即使中位持股时长在近几十年中大大缩短，仍然很难弄清是否是股市交易速度加快让管理者更多地关注季度结果。
我们必须对均值做一些非常基本但没有被充分认识的区分。一种衡量平均股票持有时长及其在过去25年中的变化的方法是在每年年末把所有投资者的所有持有时长加总，再除以股东数量加权平均数。这一结果——均值——便是平均股票持有时长。
或者我们可以把所有持有者按持有时间长短做一个排列，选出排在正中间的那个时长——中值。通常，这两种衡量平均值的方法结果是一样的，所显示的变化率也相同。但当它们出现差异时，我们就应该认真思考这一现象。对股市来说，这一平均值和中值的差异可能非常重要。
举个和股票交易无关的例子。设想在西雅图近郊有个10 000人的社区，1970年平均收入为50 000美元。1980年，平均值增至100 000美元。如此大规模增长的原因何在？是教育提高了，政策得当，基础设施开发，还是其他原因？其他地区的决策者应该学习这一社区的正确做法然后效而仿之吗？
BLACK FRIDAY SALE: Subscribe for as little as $34.99
Subscribe now to gain access to insights and analyses from the world’s leading thinkers – starting at just $34.99 for your first year.
Subscribe Now
现在，看看以下情形。华盛顿州雷德蒙（Redmond）的财富均值实现了翻番，原因是比尔·盖茨的成功。1970年盖茨收入不过50 000美元，而1980年增加至（比如）5 000万美元。如此，说雷德蒙平均收入在10年中翻番还有意义吗？其他人的收入可一点都没有变化。中值在十年中保持不变，更能描述这一社区的平均收入。雷德蒙的平均财富是否增加，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
考虑以下股市情形：100名股东，每人持有XYZ公司100股，持有期三年。三年后，他们把股票卖给其他投资者，后者又持有三年，然后再卖出。每名股东的平均持有期是三年。
接着，90人和往常一样，持有三年。但另外10人过4个月就把持股卖给新股东。你可能因此认为XYZ股票的平均持有期只有20个月，而在美好的旧时代，平均持有期为36个月。换句话说，持有期几近折半。而如果我们认为管理者把前所未有的精力集中在季度结果，我们可能因此认为找到了罪魁。
但若从决策角度看，解释持有期变化的最佳方式是什么？有90%的股东和往常一样，他们的持有时长并未缩短。
这一分析并非短期主义所独有。如果分布是有偏的，并非均匀分布在中值两侧，则均值就不能恰当地描述总体以及总体随时间发生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股票市场正是如此。
一组金融经济学家——克莱默斯（Martijn Cremers）、帕里克（Ankur Pareek）和邵特纳（Zacharias Sautner）——最近收集和考察了相关问题的数据。他们发现，美国两大主要股票持有者——富达公司和先锋公司——持有期自1985年以来一直保持稳定。从更广泛的范围看，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美国的核心股票持有者——持股期在1985—2010年的25年中有所上升。1985年，美国的股票持有期为1.2年；2010年增加到1.5年。一小撮快进快出的股票交易者也许极大地缩短了持股期均值，但大部分美国传统持股者来说，持有期并没有变化。
这一结果与近几十年来短期主义渐行其道的典型观点格格不入。也许25年前的股东基础过于短期导向——1.2年的初始平均持有时长（均值）太短了。但是，如果美国管理者在随后的25年里变得更加短期主义，更关注季度财务结果，则其原因似乎并不是核心股票持有者持有时长的缩短。媒体、公司、立法者可能在这个问题——及其衡量方式——上有欠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