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纽约——十五年前我写过一本名为《全球化及其不满情绪》的小书，描述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改革越来越强烈的抵抗情绪。这个情况似乎有点莫名其妙：既然面向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宣传都说全球化能提高整体福利，那么为何又有这么多人对此如此仇视呢？
如今数千万发达国家民众也加入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反对者们队伍之中。民意调查，其中包括斯坦利·格林伯格（Stanley Greenberg）及其在罗斯福研究所的同僚的详细研究，表明贸易是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主要不满情绪来源之一。类似的观点在欧洲也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为什么一个我们的政治领袖——以及许多经济学家——声称会让所有人过得更好的事物会遭到如此唾骂？
偶尔能从鼓吹这些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听到的一个答案是人们其实已经过得更好了，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而已。因此控制他们的不满情绪是精神科医生的难题，而不是经济学家的事。
但收入数据表明该接受治疗的是那些新自由主义者：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都未能获得改善：美国位于金字塔下层的那90％民众的收入已经停滞了1/3个世纪之久。全职男性工人的真实（去除通胀因素后）平均收入相对于42年前其实更低。本质上实际工资基本维持在60年前的水平。
许多美国人在经济上的痛苦和迷失甚至在卫生统计上显示了出来。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201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的研究就显示各阶层的美国白人预期寿命都有所下降。
对此欧洲的情况要好一点——但也只有好一点而已。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新书《全球不平等：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新手段》为此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见解，以收入为标准研究了从1988~2008年这二十年间的赢家和输家。大赢家中既有全球最顶尖的那1％的富豪，也包括在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而大输家——那些得到很少甚至一无所获的人——则包括发达国家的底层贫民和中产工薪阶级。全球化并不是造成此状况的唯一原因，但它无疑是原因之一。
在完美市场的假设下——这也是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分析的基础——自由贸易会将世界各地低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拉平。货物贸易实际上替代了劳动者的流动，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有大量非技术工人来生产——就减少了欧美地区对低技术工人的需求。
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如果没有运输成本，如果美国和欧洲没有类似科学技术这样的其他竞争优势来源，最终就等同于中国工人持续向美国和欧洲迁移，直到完全抹平两地工资差别。不出意外，新自由主义者向来都绝口不提自由化的这一后果，因为他们声称——或者说是撒谎——所有人都会受益。
由于全球化无法帮助主流政客去兑现他们那些承诺，因此必定令公众对“体制”的信任和信心有所动摇。而政府一方面慷慨救助对那些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银行，另一方面基本上坐视普通市民自生自灭，使得人们更加坚信这次崩盘不仅仅是经济误判的问题。
在美国，国会共和党人甚至反对向那些直接遭受全球化伤害的人给予援助。而宏观上，那些新自由主义者也反对推行保护输家的福利措施——显然他们担心这会导致反向激励效应。
但鱼与熊掌无法兼得：如果全球化要让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受益，那么有力的社会保护措施就必不可少。斯堪的纳维亚人早就想通了这一点：它是维持一个开放社会——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开放——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其他地方的新自由主义者都没做到这一点——如今在美国和欧洲选举中就遭到了报应。
当然全球化只有当前形势的其中一部分；技术创新则是另一部分。但所有这些开放性和破坏性本应使我们更加富有，而那些先进国家本可以出台政策以确保这些好处能被广泛分享。
相反，它们用一些增加不平等且破坏整体经济表现的政策来重新塑造市场；实际上增长放缓，因为游戏规则遭到了改写，牺牲其他人的利益去让本已有钱有势的银行和大型企业得利。工人的议价能力被削弱；至少在美国，那些保护竞争的法案已经落后于时代了；现行法律被不恰当地执行。金融化继续快速推进，公司治理不断恶化。
现在，正如我在最近出版的《改写美国经济的规则》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再次修改整个游戏规则 ——其中必须包括驯服全球化相关手段。总统奥巴马一直在推动这两个新的大型协议——美国和11个太平洋沿岸国家之间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和伙伴关系协议——都是在往错误的方向移动。
全球化及其不满情绪所传达的主要讯息是问题并不在于全球化，而是如何管控这一进程。不幸的是，管控手段并没未改变。在我写完那本小书的十五年后，新的不满情绪终于将这一讯息回传到了发达经济体自己身上。
发自纽约——十五年前我写过一本名为《全球化及其不满情绪》的小书，描述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改革越来越强烈的抵抗情绪。这个情况似乎有点莫名其妙：既然面向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宣传都说全球化能提高整体福利，那么为何又有这么多人对此如此仇视呢？
如今数千万发达国家民众也加入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反对者们队伍之中。民意调查，其中包括斯坦利·格林伯格（Stanley Greenberg）及其在罗斯福研究所的同僚的详细研究，表明贸易是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主要不满情绪来源之一。类似的观点在欧洲也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为什么一个我们的政治领袖——以及许多经济学家——声称会让所有人过得更好的事物会遭到如此唾骂？
偶尔能从鼓吹这些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听到的一个答案是人们其实已经过得更好了，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而已。因此控制他们的不满情绪是精神科医生的难题，而不是经济学家的事。
但收入数据表明该接受治疗的是那些新自由主义者：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都未能获得改善：美国位于金字塔下层的那90％民众的收入已经停滞了1/3个世纪之久。全职男性工人的真实（去除通胀因素后）平均收入相对于42年前其实更低。本质上实际工资基本维持在60年前的水平。
许多美国人在经济上的痛苦和迷失甚至在卫生统计上显示了出来。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201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的研究就显示各阶层的美国白人预期寿命都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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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欧洲的情况要好一点——但也只有好一点而已。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新书《全球不平等：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新手段》为此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见解，以收入为标准研究了从1988~2008年这二十年间的赢家和输家。大赢家中既有全球最顶尖的那1％的富豪，也包括在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而大输家——那些得到很少甚至一无所获的人——则包括发达国家的底层贫民和中产工薪阶级。全球化并不是造成此状况的唯一原因，但它无疑是原因之一。
在完美市场的假设下——这也是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分析的基础——自由贸易会将世界各地低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拉平。货物贸易实际上替代了劳动者的流动，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有大量非技术工人来生产——就减少了欧美地区对低技术工人的需求。
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如果没有运输成本，如果美国和欧洲没有类似科学技术这样的其他竞争优势来源，最终就等同于中国工人持续向美国和欧洲迁移，直到完全抹平两地工资差别。不出意外，新自由主义者向来都绝口不提自由化的这一后果，因为他们声称——或者说是撒谎——所有人都会受益。
由于全球化无法帮助主流政客去兑现他们那些承诺，因此必定令公众对“体制”的信任和信心有所动摇。而政府一方面慷慨救助对那些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银行，另一方面基本上坐视普通市民自生自灭，使得人们更加坚信这次崩盘不仅仅是经济误判的问题。
在美国，国会共和党人甚至反对向那些直接遭受全球化伤害的人给予援助。而宏观上，那些新自由主义者也反对推行保护输家的福利措施——显然他们担心这会导致反向激励效应。
但鱼与熊掌无法兼得：如果全球化要让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受益，那么有力的社会保护措施就必不可少。斯堪的纳维亚人早就想通了这一点：它是维持一个开放社会——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开放——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其他地方的新自由主义者都没做到这一点——如今在美国和欧洲选举中就遭到了报应。
当然全球化只有当前形势的其中一部分；技术创新则是另一部分。但所有这些开放性和破坏性本应使我们更加富有，而那些先进国家本可以出台政策以确保这些好处能被广泛分享。
相反，它们用一些增加不平等且破坏整体经济表现的政策来重新塑造市场；实际上增长放缓，因为游戏规则遭到了改写，牺牲其他人的利益去让本已有钱有势的银行和大型企业得利。工人的议价能力被削弱；至少在美国，那些保护竞争的法案已经落后于时代了；现行法律被不恰当地执行。金融化继续快速推进，公司治理不断恶化。
现在，正如我在最近出版的《改写美国经济的规则》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再次修改整个游戏规则 ——其中必须包括驯服全球化相关手段。总统奥巴马一直在推动这两个新的大型协议——美国和11个太平洋沿岸国家之间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和伙伴关系协议——都是在往错误的方向移动。
全球化及其不满情绪所传达的主要讯息是问题并不在于全球化，而是如何管控这一进程。不幸的是，管控手段并没未改变。在我写完那本小书的十五年后，新的不满情绪终于将这一讯息回传到了发达经济体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