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巴马科，马里——发达国家的媒体经常派人四处挖掘所谓的“全球变暖受害者”。这些记者们从太平洋岛国，孟加拉或埃塞俄比亚等地方发来的消息一再向我们警告说灾难正迫在眉睫。他们声称，全球变暖成为了这些地区所面对的最严峻挑战，急需解决方案。
然而，我们很少听到那些据说正在受灾的当地人的说法。但这些人可不是哑巴，只是我们不去关注而已。
哥本哈根共识研究中心则派人去对那些生活在在全球变暖重灾区的人们所拥有的恐惧和希望进行研究。在埃塞俄比亚中部城市莫角，我们的研究人员遇见了68岁的泰德西 · 邓库，他当过兵，现在没有稳定的收入。在交谈中，他抱怨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养活自己。我只知道我遭了很多罪，这不是什么好活法。”
泰德西从来就没听说过全球变暖。在我们向他解释完了之后，他显得不屑一顾。的确，他有更多别的操心事需，“当下我最缺的就是吃的，然后就是一份活儿。”
现在他正在遭受着疟疾的折磨，这已经是今年的第二回了，他已经记不清楚与这种疾病打了多少回交道。我们的研究员陪同他去了一间免费诊所。但是诊所断了电，那里的一位医生坦率地告诉我们说，这边大部分的病人还没有得到检查或治疗就被送了回家。但这也是没有办法，诊所的药品早就用光了。
疟疾肆虐的威胁曾作为要求大幅度削减碳排放的理由。因为更温暖，潮湿的气候将有利于携带疟疾的蚊虫繁殖。大多数评估报告认为到了2100年，全球变暖将使全球面临疟疾威胁的人口数量增加3％。
而据理查德·图尔为共识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到2100年，全球最有效的碳减排计划——旨在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将每年耗费40万亿美元。但即便在最理想的状况下，这笔钱也只能减少3％的受灾人口。
相比之下，如果在未来十年内能每年拨出30亿美元来鼓励使用蚊帐和室内无害DDT喷雾，以及资助有效的新型综合疗法，就可以在10年内使疟疾受灾人口减半。同样的钱，花在碳减排上只能挽救一条生命，而花在更明智的政策上则能挽救7万8千条生命。
当然，我们关注全球变暖并不仅仅因为疟疾。在距离莫角20公里的地方，我们的研究员遇见了德茜·克里科赫和 她8个月大的儿子米歇尔。每两个星期，德茜都要陪她的儿子长途跋涉4小时去健康中心。经过两个月的营养不良治疗之后，米歇尔已经长大了很多，但他的身子仍然只有其同龄婴儿的一半大。
米歇尔并不是德茜的亲生子。在米歇尔的父亲自杀后，这位母亲就收养了这个被遗弃的孤儿。但德茜自己也身患病因不明的营养不良疾病。实际上，这种病在这个地方很普遍。没有道路，没有电，也没有其他什么公共设施，只有拥挤和肮脏。德西向我们倾诉“我们什么都缺”。而扫除疟疾将是解决该地区问题的一个较好的突破口。
欧洲和美国的示威者用饥荒的威胁来作为大规模削减碳排放的理由。然而事实上，对大部分地区来讲，气候变化将提高农业生产力。但对已经饱受饥饿折磨的非洲地区来讲，气候变化带来的却是残酷的现实。
但是，如同疟疾的例子一样，所有的证据都显示直接的治理政策比削减碳排放要有效得多。其中一种非常有效但却总被忽视的方法就是向有需要的人们提供微量营养素。每年只需花6000万美元就能向全球1亿4千万营养不良儿童中的80％提供足够的维他命A和锌。而只需花2亿8千6百万，我们便能给超过25亿人口提供铁和碘。
这简直是想都不用想的选择：只用区区的几亿美元，我们就能救助全球过半的人口。这样的投资与解决气候变化的成本相比——每年需耗费40万亿美元直到本世纪末——同样一笔钱则可以在未来90年内把那些挣扎于饥饿线上的人们拯救近百次。都是那么多钱，花在气候政策上只能够使一个人摆脱营养不良，而用在更直接有效的政策上却能使50多万人口免于遭受微量营养素不足的折磨。
不过，有人认为对减少碳排放和直接政策两者所耗费的成本作比较是不合理的。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一笔钱只能用在一个地方。发达国家和富裕的捐献者的预算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被那些错误的信念牵着鼻子走，自以为在对抗疟疾和减少营养不良而把大量的资金花在削减碳排放上，那么当然也拿不出什么钱投放到那些效果立竿见影的直接性政策上了。
而事实上，我们扔在强力气候控制政策上的每1个美元，在未来大概只能收到相当于0.02美元的回报。相反，如果现在我们把同样的钱投到直接有效的政策来治疗营养不良和根除疟疾，那么我们将收获20美元甚至更多。而即便把所有的影响因素都考虑进来，也比花在气候控制政策上的收益要高1000倍。
在位于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区——在那里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研究员遇见了雷赫玛·伊布拉希姆。由于怀不上孩子，她在被丈夫休掉后又被娘家人赶了出来。而为了弄明白究竟不育是不是她自身的原因，雷赫玛又跟许多男人发生了关系。到如今她成了一个在极度贫穷的社会里身患艾滋病的边缘人。
但雷赫玛却注意到了气候的变化。她说山上的冰雪都在融化，所以她能够理解我们所说的“全球变暖”。但她对我们说：“我自己的问题更要紧。我身上的艾滋病毒及其引起的并发症可比冰川萎缩问题严重多了。”
呼吁削减碳排放的示威者通常都会强调乞力马扎罗山上区冰雪的融化。但实际上，更需要我们关注的，其实就是这些生活在山脚下的人们。
发自巴马科，马里——发达国家的媒体经常派人四处挖掘所谓的“全球变暖受害者”。这些记者们从太平洋岛国，孟加拉或埃塞俄比亚等地方发来的消息一再向我们警告说灾难正迫在眉睫。他们声称，全球变暖成为了这些地区所面对的最严峻挑战，急需解决方案。
然而，我们很少听到那些据说正在受灾的当地人的说法。但这些人可不是哑巴，只是我们不去关注而已。
哥本哈根共识研究中心则派人去对那些生活在在全球变暖重灾区的人们所拥有的恐惧和希望进行研究。在埃塞俄比亚中部城市莫角，我们的研究人员遇见了68岁的泰德西 · 邓库，他当过兵，现在没有稳定的收入。在交谈中，他抱怨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养活自己。我只知道我遭了很多罪，这不是什么好活法。”
泰德西从来就没听说过全球变暖。在我们向他解释完了之后，他显得不屑一顾。的确，他有更多别的操心事需，“当下我最缺的就是吃的，然后就是一份活儿。”
现在他正在遭受着疟疾的折磨，这已经是今年的第二回了，他已经记不清楚与这种疾病打了多少回交道。我们的研究员陪同他去了一间免费诊所。但是诊所断了电，那里的一位医生坦率地告诉我们说，这边大部分的病人还没有得到检查或治疗就被送了回家。但这也是没有办法，诊所的药品早就用光了。
疟疾肆虐的威胁曾作为要求大幅度削减碳排放的理由。因为更温暖，潮湿的气候将有利于携带疟疾的蚊虫繁殖。大多数评估报告认为到了2100年，全球变暖将使全球面临疟疾威胁的人口数量增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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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理查德·图尔为共识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到2100年，全球最有效的碳减排计划——旨在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将每年耗费40万亿美元。但即便在最理想的状况下，这笔钱也只能减少3％的受灾人口。
相比之下，如果在未来十年内能每年拨出30亿美元来鼓励使用蚊帐和室内无害DDT喷雾，以及资助有效的新型综合疗法，就可以在10年内使疟疾受灾人口减半。同样的钱，花在碳减排上只能挽救一条生命，而花在更明智的政策上则能挽救7万8千条生命。
当然，我们关注全球变暖并不仅仅因为疟疾。在距离莫角20公里的地方，我们的研究员遇见了德茜·克里科赫和 她8个月大的儿子米歇尔。每两个星期，德茜都要陪她的儿子长途跋涉4小时去健康中心。经过两个月的营养不良治疗之后，米歇尔已经长大了很多，但他的身子仍然只有其同龄婴儿的一半大。
米歇尔并不是德茜的亲生子。在米歇尔的父亲自杀后，这位母亲就收养了这个被遗弃的孤儿。但德茜自己也身患病因不明的营养不良疾病。实际上，这种病在这个地方很普遍。没有道路，没有电，也没有其他什么公共设施，只有拥挤和肮脏。德西向我们倾诉“我们什么都缺”。而扫除疟疾将是解决该地区问题的一个较好的突破口。
欧洲和美国的示威者用饥荒的威胁来作为大规模削减碳排放的理由。然而事实上，对大部分地区来讲，气候变化将提高农业生产力。但对已经饱受饥饿折磨的非洲地区来讲，气候变化带来的却是残酷的现实。
但是，如同疟疾的例子一样，所有的证据都显示直接的治理政策比削减碳排放要有效得多。其中一种非常有效但却总被忽视的方法就是向有需要的人们提供微量营养素。每年只需花6000万美元就能向全球1亿4千万营养不良儿童中的80％提供足够的维他命A和锌。而只需花2亿8千6百万，我们便能给超过25亿人口提供铁和碘。
这简直是想都不用想的选择：只用区区的几亿美元，我们就能救助全球过半的人口。这样的投资与解决气候变化的成本相比——每年需耗费40万亿美元直到本世纪末——同样一笔钱则可以在未来90年内把那些挣扎于饥饿线上的人们拯救近百次。都是那么多钱，花在气候政策上只能够使一个人摆脱营养不良，而用在更直接有效的政策上却能使50多万人口免于遭受微量营养素不足的折磨。
不过，有人认为对减少碳排放和直接政策两者所耗费的成本作比较是不合理的。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一笔钱只能用在一个地方。发达国家和富裕的捐献者的预算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被那些错误的信念牵着鼻子走，自以为在对抗疟疾和减少营养不良而把大量的资金花在削减碳排放上，那么当然也拿不出什么钱投放到那些效果立竿见影的直接性政策上了。
而事实上，我们扔在强力气候控制政策上的每1个美元，在未来大概只能收到相当于0.02美元的回报。相反，如果现在我们把同样的钱投到直接有效的政策来治疗营养不良和根除疟疾，那么我们将收获20美元甚至更多。而即便把所有的影响因素都考虑进来，也比花在气候控制政策上的收益要高1000倍。
在位于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区——在那里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研究员遇见了雷赫玛·伊布拉希姆。由于怀不上孩子，她在被丈夫休掉后又被娘家人赶了出来。而为了弄明白究竟不育是不是她自身的原因，雷赫玛又跟许多男人发生了关系。到如今她成了一个在极度贫穷的社会里身患艾滋病的边缘人。
但雷赫玛却注意到了气候的变化。她说山上的冰雪都在融化，所以她能够理解我们所说的“全球变暖”。但她对我们说：“我自己的问题更要紧。我身上的艾滋病毒及其引起的并发症可比冰川萎缩问题严重多了。”
呼吁削减碳排放的示威者通常都会强调乞力马扎罗山上区冰雪的融化。但实际上，更需要我们关注的，其实就是这些生活在山脚下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