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全球性绿色新政迈进

发自日内瓦——美国进步分子所提出的“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是无法孤立实现的。为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不平等状态，所有国家都需要一致同意建立一套国际合作的新规则。

这种反思是在十年前开始的。2009年4月G20集团在伦敦召开会议并承诺会对全球金融危机作出一致回应，并宣称会在随后实现更强劲的增长。在同年12月，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召集下在哥本哈根齐聚一堂，誓言要大幅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全球变暖程度限制在较工业化前水平高2摄氏度以内。

第一场会议以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宣布以构建于“国际合作新进步时代”之上的“新世界秩序”为结尾；第二场则以混乱告终。然而回首过去，“新进步时代”的虚假曙光已被证明是对我们安全稳定未来的更大阻碍。

近十年来危机后复苏总在经济增长乏力和经常性金融不稳之间徘徊，这一部分是因为发达经济体积极宽松货币政策与严苛财政紧缩政策的不和谐搭配。这一切都是在大规模债务累积的支撑下进行的——自危机以来全球债务已经增长了70多万亿美元。

但复苏的低迷在某些方面也要归咎于金融资本主义下企业和政治权力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随着经济实力越来越集中，不平等现象——无论是在各国内部还是国家之间——都上升到了荒唐的程度。鉴于金融投机已是司空见惯，欺诈和不稳定状况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对全球和国家公共产品的投资停滞不前，增长多依赖于资源开采和能源消耗，这两者都在以威胁人类文明本身的速度在不断推进。

相较于十年前伦敦那样雄心勃勃的宣讲，形势几乎无甚变化。关于改善全球治理的争论仍然围绕着诸如“企业社会责任”，“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和“自由贸易协定”等思路展开，而这些东西其实都无法带来更公平也更稳定的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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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令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全球环境状况自2009年以来就变得日益脆弱。甚至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退出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之前也没有明确的操作路径可以将全球气温保持在科学家认为的安全水平之下，更别说防止更加灾难性的崩溃了。

在这一令人沮丧的背景下，关于绿色新政的各项大胆提案因此获得了政治上的牵引力，特别是在美国，其理念是通过经济公正，社会团结和环境复原的和谐结合来实现经济转型。绿色新政已经引出了大量针对政策选择的讨论，并不出意外地激发了既得利益集团及其政治爪牙的反应。

但绿色新政所设想的结合不能沦为全球霸权的私利。资本是流动的，高碳排放的增长也不再是发达经济体的专利。要使绿色新政具备操作性，还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全球化。

然而问题在于近几十年来的多边规则制定也一直承受着与国内政策制定类似的政治压力。目前管理全球经济框架的受益者主要是金融实体和大型跨国企业，这绝非巧合。战后多边主义的最初目标是保护弱者免受强者侵害，使其能实现发展。然而目前的多边主义版本鼓励强国将其偏好的发展模式强加于弱者，从而展现出一个“赢家得最多”的世界。

在这些状况下，对现有安排进行微调是行不通的。为了使全球绿色新政运作起来，许多已经积累构建了数十年的多边计划将不得不被淘汰，转而建立更智能的新一代机构。尽管如此，这副多边主义图景本身依然将像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呼吁相互理解所设想的那样，可以“确保每个国家的居民都能享有健康和平的生活——世界各地都应如此”。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套新的原则来取代那些构建过往超全球化时代规则制定的原则。展望未来，必须重新调整全球规则以实现社会和经济稳定，共同繁荣和环境可持续性的总体目标，同时必须保护规则制定机构不会落入那些有钱有势者之手。

此外，国际社会必须在集体行动的共同但有所区分的责任方面达成一致，以确保能充分供应全球公共产品并保护位处不同领域的公共空间。与此同时，各国也应该保有在全球规则和规范框架内实施本国发展战略的空间。该框架中应包括加强国际分工的条例，并防止各国采取一些阻止他人实现共同目标的单方面破坏性行动。

最后，全球公共机构必须对其正式成员更加负责，为实现这一点就应维持一个平衡的争议解决机制。这些机构还必须对更多样化的观点持开放态度，并且至少那聆听到那些在全球辩论中新涌现出来的呼声。

十年来，国际社会一直没有听从温斯顿·丘吉尔的建议“永远不要让一场好的危机白白浪费掉。”除非在未来十年内能有所改变，否则那些在2029年时回顾现在这段时期的人将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