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水可持续性

纽约—2000年，联合国推出了千年发展目标（MDG），自此以后，国际社会正确地把大量注意力放在了提供基本水和卫生服务上。从1990年到2010年，两百多万人获得了改善的水资源。如今，联合国准备以所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作为2015年之后MDG的继任者，大规模水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应该被置于核心位置。

传统智慧认为，改善供水取决于挖井、采取基于社区的解决方案以及集中援助计划覆盖更多人群。但这些重要措施只是更加宏大也更加资本密集的战略的一部分。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水和卫生服务供应联合监测计划的最新报告，在1990年到2008年期间获得供水的12亿多人中，大部分都获得了接到住处的水管供水。这一数字远大于所谓的“小规模”资源——挖井和雨水收集等——的影响，而有许多人认为后者才是对解决这一问题贡献最大的部分。

事实上，获得供水的人的数量在MDG实施前的十年里增加得更多。印度和中国贡献了大部分增量，因为两国在20世纪90年代都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有能力将大量人口带出贫困。

这些例子表明，各国在可以依赖自身经济增长从而弥补水基础设施空缺时更能提供更充分的水服务。2013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认为“水供应危机”是妨碍全球繁荣的最大“社会危机”。根据某些研究，为满足增长的全球经济的需求，未来20年世界至少每年投入1万亿美元用于水基础设施，大约比现有年支出水平大一倍。

战胜这一发展挑战需要新思维、创新和在可持续水电、高效农业和城市安全饮水供应等领域的动作。第一步应该是确保自然基础设施——决定水的数量、可靠性和质量的河流、含水土层和湿地——能够持续运转。在许多情形中，这是保证长期水可持续性的最节约成本的选择。

HOLIDAY SALE: PS for less than $0.7 per week

HOLIDAY SALE: PS for less than $0.7 per week

At a time when democracy is under threat,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incisive, informed analysis of the issues and questions driving the news – just what PS has always provided. Subscribe now and save $50 on a new subscription.

Subscribe Now

放眼全球，不少国家——从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到中国和美国——已经开始朝着这个方向投资了。它们证明，我们可以通过以与河床和湿地的存续和健康相容的工程基础设施规划改善结果。

当然，即使只把水资源总投资的10%用于高成本效益的自然基础设施——比如，纽约市用于保护其自身自然基础设施卡茨基尔（Catskills）水库的投资便符合这一比例——我们每年仍需要1000亿美元。

动员如此规模的资本需要把正确的风险配置给正确的投资者。毫不奇怪，回溯记录有限、未来现金流不确定、监管框架未受过考验的投资项目很难获得资本。增加自然基础设施投资的关键在于确保在每一个后续增长阶段都有足够的资本可以用于支持涉及到的风险。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公共、私人和慈善资本的合理合作。

公共部门资本是传统的“最后风险承担者”，支持了大规模项目和大部分现有水基础设施。但是，由于信用约束，许多公共机构将无法支持新解决方案的开发和部署，特别是那些需要在无确定收入源的情况下建立上规模的回溯记录的方案。

理论上，私人资本——特别是中等收入国家的巨量私人储蓄——已足以支撑起自然和工程基础设施的联合方案。但私人资本将面临极高的机会成本，投资者也不可能选择他们经验有限的项目投钱。

这就意味着慈善资本——不管来自公共资源还是私人资源——是早期投资的关键组成部分。在自然基础设施建立了吸引更多公共和私人资本所需要的回溯记录时，慈善资本将在承担相关风险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挖井等小规模解决方案仍是保证水安全措施的重要部分，但真正可持续的水管理途径——特别是对于快速发展的拉美、亚洲和非洲来说——需要数千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制定SDG是一次开始描绘这一途径的理想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