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的暴力和平

堪培拉—柬埔寨政府又卷入了谋杀。不是20世纪70年代的红色高棉宗族灭绝大屠杀,也不是动荡不已的叙利亚那种规模的杀戮,也不是乌克兰、委内瑞拉、泰国和孟加拉国最近登上全球新闻头条的杀戮。但终究是谋杀,柬埔寨安全部队蓄意地将目标对准了柬埔寨人民。

1月3日,三名罢工的纺织工人在金边参加要求增加最低生活工资的和平示威时被射杀。还有许多人因枪击和击打严重受伤。20多人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遭到囚禁。而在此前曾发生过针对反对去年存在严重问题的全国选举的手无寸铁的示威者的致死暴力时间。在去年的选举中,首相洪森的执政党——柬埔寨人民当再度获胜,该党已主宰柬埔寨政坛超过三十年。

最近的杀戮行为不过是柬埔寨历史关键时期反复发生的政治暴力的重演,甚至在1991年巴黎和平协定(Paris Peace Agreement,旨在为柬埔寨长期遭遇苦难的人民带来和平、民主和人权)后,柬埔寨依然是暴力不断。柬埔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大动乱,美国的大规模轰炸、内战、红色高棉的种族灭绝政策、越南入侵、更多内战接踵而至,两百万人因此丧生,这个国家不应该继续发生杀戮事件,哪怕只有三个人遇难。

人们热切地希望柬埔寨已经在联合国和平计划的成功及随后的维和行动以及令人瞩目的1993年和平选举(当时由我担任外交部长的澳大利亚在所有这些事情中都起到了领导作用)走上了转型之路。

从某种角度讲,这些愿望已经实现了。红色高棉已经幻灭,新内战的威胁也随之而去。柬埔寨经济——近几年来得到了中国在援助和投资方面的鼎力支持——稳步增长(尽管仍落后于大部分地区邻国,并且人们仍十分担心腐败和政治动荡可能让它无法充分实现经济潜力)。

但自巴黎和平协定以来,柬埔寨民主和人权纪录并不出色。1997年3月,沈良西(Sam Rainsy)领导的反对运动遭遇手榴弹袭击,造成16人死亡、一百多人手上。当年7月,在经历了和拉那烈亲王的保皇党分享权力的艰难时期后,洪森发动了流血政变,驱逐、逮捕、拷打甚至就地处决了他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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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事件都没有引起多少国际反响:洪森因为与红色高棉的斗争以及在和平进程中的合作态度而依然掌握着足够大的政治资本,而沈良西被认为缺陷重重,保皇党领导层则碌碌无为。决策者的柬埔寨疲劳也是原因之一。当时我宁愿相信这些都是暂时性的倒退,和我观点一样的人有很多。

自此以后,洪森一直披着民主的外衣行独裁之实,对言论和结社自由的权利置若罔闻,在认为需要捍卫自己和所在政党地位时亦不惜回归暴力镇压。

伴此而生的是令人咋舌的腐败,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排名中,柬埔寨在175个国家中位列地160名。不少无从考证但听起来颇为可信的传闻指出,洪森亲信圈的20多人没人都通过侵吞国有资产、非法经济活动和国家采购和招标舞弊中敛财10亿多美元。政治庇护也是横行无碍,最新数据表明柬埔寨政府有244名部长和国务委员。

长期以来,洪森及其同党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侵害人权、公行腐败、操纵媒体和选举,并且从未受到过严重的国内外挑战。但局面已经开始改变。一个信誉卓著的新政党——柬埔寨救国党(Cambodia National Rescue Party)在沈良西的领导下崛起(如今,沈良西更像是一位国家领袖,而不是仅仅是一位单纯的反越南斗士),获得了大量民众支持。大量善于使用社交媒体的年轻选民开始走上街头,要求改选政府。

国际压力也开始形成,但分量还不够。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德·罗伊斯(Ed Royce)要求洪森辞职;不少国家的议会都通过了惩罚议案;几周前,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咋日内瓦审议柬埔寨人权纪录时,许多国家都做出了这样或那样的批评。

但这些态度的语气往往是轻描淡写的。澳大利亚的声明就是典型——为了避免冒犯而用词过于谨慎,太纠结于在褒贬之间的平衡。官员对“最近发生的针对示威者的严重暴力”表示“关注”,但“欢迎柬埔寨政府所作出的实施选举改革的承诺”。

澳大利亚新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Julie Bishop)打着外交部长惯用的官腔大谈需要避免无效果的“扩音器外交”,要“延请而不是激怒”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但是,当2月22日她和洪森在金边进行私人会晤时,她并没有表达强硬的批评,尽管澳大利亚在柬埔寨所拥有的很高的地位(因为它在和平进程中起到过历史性作用)意味着它的声音一定会被柬埔寨听进去。

应该给依赖于真正的延请和鼓励重大行为变化的静默外交一席之地。但当一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行为相当不当,也可以应该使用扩音喇叭。

我熟悉洪森,过去我们合作得很好。直到最近,我忍不同意激烈的公共批判,因为我认为他和他的政府仍是游戏王的。但如今,他们的行为已经越过了文明的界线。柬埔寨政治领袖应该被指名道姓地批评、调查并受到国际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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