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7月份以来，金融市场因为寄希望于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前景不会再恶化——即使真的恶化了，各大央行也早已做好了准备通过更多轮的流动性供应和量化宽松力挺经济和市场——而出现了反弹。因此，不但关于经济的好（或好于预期的）消息提振着市场，就连坏消息也被视为好消息，因为这增加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等央行救火队员用现金扑灭市场之火的可能性。
但不论利好利空都上扬的市场绝不是稳定的市场。“去风险”模式——即投资者情绪全面转坏——很可能随着经济消息的恶化以及对决策者效率的信心的下降而卷土重来。
在欧元区，乐观情绪随着欧洲央行实行事实上无限制的购买受困国债券的支持决策而泛滥。但这一动作并不能扭转局势；而只能为决策者赢得一些时间来实施解决危机所必须实施的痛苦措施。政策挑战令人沮丧：随着前瞻性财政整合和严格的信用配给制的继续实施，欧元区的衰退正在深化。而随着欧元区银行和公共部门债务日益呈现出两极分化，在建立银行联盟、财政联盟和经济联盟的同时追求重塑增长、外部平衡和竞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变得特别困难。
甚至欧洲央行的支持也不是板上钉钉。担心欧洲央行采取无限制动作的货币鹰派——德国央行和其他核心国央行——成功地给从债券购买计划中受益的国家施加了严格而有效的条件。如果这些严苛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它们可以叫停购买计划。
此外，希腊可能在2013年退出欧元区，此后，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将被隔离；西班牙像希腊一样，也在逐渐步入萧条，需要“三驾马车”（欧洲央行、欧洲委员会和IMF）的全面援助。与此同时，欧元区外围国的紧缩疲劳与核心国的援助疲劳的对立正日渐严重。
因此，不必奇怪在政治上不可能赞成更多援助措施的德国会把这一职责踢给唯一能够绕过民选议会决策的机构——欧洲央行。但是，流动性供应——如果不尽快辅之以重塑增长的政策的话——仍然只能推迟而不能阻止货币联盟的解体，最终导致经济/贸易联盟的崩溃和单一市场的毁灭。
在美国，最新经济数据——包括疲软的劳动力市场数据——确认了增长不振的现状，2012年下半年产出不可能大大超过1—6月份的1.6%的年增长率。此外，由于美国政坛的两极分化和政策僵局，不难预期，在预算和债务上限问题上还会有更多争论，信用评级降级还会再次发生，关于中期财政整合和可持续性问题的协议也将难以达成，不管奥巴马是否能在11月连任总统。相反，协议只可能在政治阻力最小的方向上达成：在债券卫士最终觉醒、长期利率大幅上升、政治制度不得不进行财政调整之前避免痛苦的财政选择。
在中国，随着投资泡沫的消灭和净出口的下降，硬着陆的可能性正在与日俱增。与此同时，降低储蓄、增加私人消费所必需的改革被推迟了。与欧洲和美国一样，中国只能通过更多的货币、财政和信用刺激避免问题在2012年爆发。
但2013年，由于刺激措施停止、不良贷款增加、投资泡沫破裂加速以及省政府及其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展期问题无法再掩盖，发生硬着陆的可能性会更大。此外，新领导层掌权阶段将会谨慎为上，因此改革进度将极为缓慢，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可能性大增。
与此同时，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其他新兴国家情况也差不多。许多新兴国家并没有随发达国家疲软挤压了出口拉动型增长空间而采取调整措施；许多新兴国家推迟了提振私人部门发展和生产率提高所必须的结构性改革，而采取了很快就会到达极限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因此，最近新兴市场的减速并不完全是周期性的，不完全是因为发达国家增长疲软或发生全面衰退所致；其中也有结构性因素。
类似的摇摆在地缘政治中也是显而易见。主要全球性大国仍在就促使伊朗放弃开发和武器的谈判和制裁做着努力。但伊朗却在争分夺秒争取进入豁免区。2013年，以色列（不管对错）都将把伊朗核计划视为外部威胁，而拒绝包容伊朗核计划的美国可能会发动袭击，导致战争和油价暴涨。
低效的政府和孱弱的领导力是问题的根源。在民主国家，定期选举导致了政策的短视。中国和俄罗斯等专制国家，领导人拒绝采取削弱根深蒂固的游说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权力的改革，从而导致因反腐败和寻租情绪激发的社会不安转变为示威。
但是，由于每个人都想把负担一扔了之，结果负担越变越重，不管是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国家，都已经快走到了南墙。决策者可以选择撞向南墙，也可以选择用领导力和远见卓识安全巧妙地拆掉南墙。
巴黎—7月份以来，金融市场因为寄希望于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前景不会再恶化——即使真的恶化了，各大央行也早已做好了准备通过更多轮的流动性供应和量化宽松力挺经济和市场——而出现了反弹。因此，不但关于经济的好（或好于预期的）消息提振着市场，就连坏消息也被视为好消息，因为这增加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等央行救火队员用现金扑灭市场之火的可能性。
但不论利好利空都上扬的市场绝不是稳定的市场。“去风险”模式——即投资者情绪全面转坏——很可能随着经济消息的恶化以及对决策者效率的信心的下降而卷土重来。
在欧元区，乐观情绪随着欧洲央行实行事实上无限制的购买受困国债券的支持决策而泛滥。但这一动作并不能扭转局势；而只能为决策者赢得一些时间来实施解决危机所必须实施的痛苦措施。政策挑战令人沮丧：随着前瞻性财政整合和严格的信用配给制的继续实施，欧元区的衰退正在深化。而随着欧元区银行和公共部门债务日益呈现出两极分化，在建立银行联盟、财政联盟和经济联盟的同时追求重塑增长、外部平衡和竞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变得特别困难。
甚至欧洲央行的支持也不是板上钉钉。担心欧洲央行采取无限制动作的货币鹰派——德国央行和其他核心国央行——成功地给从债券购买计划中受益的国家施加了严格而有效的条件。如果这些严苛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它们可以叫停购买计划。
此外，希腊可能在2013年退出欧元区，此后，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将被隔离；西班牙像希腊一样，也在逐渐步入萧条，需要“三驾马车”（欧洲央行、欧洲委员会和IMF）的全面援助。与此同时，欧元区外围国的紧缩疲劳与核心国的援助疲劳的对立正日渐严重。
因此，不必奇怪在政治上不可能赞成更多援助措施的德国会把这一职责踢给唯一能够绕过民选议会决策的机构——欧洲央行。但是，流动性供应——如果不尽快辅之以重塑增长的政策的话——仍然只能推迟而不能阻止货币联盟的解体，最终导致经济/贸易联盟的崩溃和单一市场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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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最新经济数据——包括疲软的劳动力市场数据——确认了增长不振的现状，2012年下半年产出不可能大大超过1—6月份的1.6%的年增长率。此外，由于美国政坛的两极分化和政策僵局，不难预期，在预算和债务上限问题上还会有更多争论，信用评级降级还会再次发生，关于中期财政整合和可持续性问题的协议也将难以达成，不管奥巴马是否能在11月连任总统。相反，协议只可能在政治阻力最小的方向上达成：在债券卫士最终觉醒、长期利率大幅上升、政治制度不得不进行财政调整之前避免痛苦的财政选择。
在中国，随着投资泡沫的消灭和净出口的下降，硬着陆的可能性正在与日俱增。与此同时，降低储蓄、增加私人消费所必需的改革被推迟了。与欧洲和美国一样，中国只能通过更多的货币、财政和信用刺激避免问题在2012年爆发。
但2013年，由于刺激措施停止、不良贷款增加、投资泡沫破裂加速以及省政府及其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展期问题无法再掩盖，发生硬着陆的可能性会更大。此外，新领导层掌权阶段将会谨慎为上，因此改革进度将极为缓慢，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可能性大增。
与此同时，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其他新兴国家情况也差不多。许多新兴国家并没有随发达国家疲软挤压了出口拉动型增长空间而采取调整措施；许多新兴国家推迟了提振私人部门发展和生产率提高所必须的结构性改革，而采取了很快就会到达极限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因此，最近新兴市场的减速并不完全是周期性的，不完全是因为发达国家增长疲软或发生全面衰退所致；其中也有结构性因素。
类似的摇摆在地缘政治中也是显而易见。主要全球性大国仍在就促使伊朗放弃开发和武器的谈判和制裁做着努力。但伊朗却在争分夺秒争取进入豁免区。2013年，以色列（不管对错）都将把伊朗核计划视为外部威胁，而拒绝包容伊朗核计划的美国可能会发动袭击，导致战争和油价暴涨。
低效的政府和孱弱的领导力是问题的根源。在民主国家，定期选举导致了政策的短视。中国和俄罗斯等专制国家，领导人拒绝采取削弱根深蒂固的游说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权力的改革，从而导致因反腐败和寻租情绪激发的社会不安转变为示威。
但是，由于每个人都想把负担一扔了之，结果负担越变越重，不管是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国家，都已经快走到了南墙。决策者可以选择撞向南墙，也可以选择用领导力和远见卓识安全巧妙地拆掉南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