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怪经济学家？

伯克利——现在我们正在目睹西方历史性的衰落，我们需要问问自己，经济学家在过去十年的灾难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从二战结束到2007年，西方政治领袖至少表现得有兴趣实现全面就业、价格稳定、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收入和财富公平分配，以及能令所有国家都从贸易和金融活动中受益的开放的国际秩序目标。诚然，这些目标始终承压，因此我们有时会将增长激励优先于收入平等、而且将开放看得比特定工人或行业的利益更为重要。尽管如此，决策总的宗旨是实现这所有四个目标。

随着2008年的到来，一切都改变了。充分就业的目标从西方领导人的视线中消失，尽管既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威胁，也无法从扩大开放中得到额外的好处。同样，人们彻底放弃了建立为所有人利益服务的国际秩序的目标。这两个目标被牺牲都是为了恢复超级富豪的财富，或许伴随着一种遥不可及的希望，那就是有一天这些财富会向普通民众“涓流”。

在宏观层面，人们几乎总是将2008年后十年的状态理解为经济分析和沟通失败的结果。我们经济学家未能告诉政治家和官僚应当做些什么，因为我们未能实时全面和恰当地分析实际状况。

有些经济学家，像哈佛大学的卡门·莱恩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预见到了金融危机的危险，但却严重夸大了危机发生后靠公共开支促进就业的危险性。还有像我一样的经济学家，理解仅靠扩张性货币政策无法解决问题；但因为我们看待全球失衡的方式不正确，因此都没有看到危险的主要来源——那就是美国金融监管方面的失误。

还有一些人，比如时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理解维持低利率政策的重要性，但却对量化宽松等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有所高估。这当中的寓意是，如果我们经济学家能在这个问题上更迅速地发表意见，在我们认识正确的问题上更具说服力，并且认识到我们错在哪里，今天的情况将会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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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托兹几乎不支持这种说法。在其后2007时代的新历史著作——崩溃：十年金融危机如何改变世界——中，他向人们证明，过去十年的经济历史更多受到深层历史潮流的驱动，而并非因为技术官员的分析和沟通失误。

具体来讲，在危机爆发前几年，金融放松管制和对富人减税一直在推动政府赤字和债务不断上升，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更糟的是，乔治·W·布什政府决定对伊拉克发起一场有失明智的战争，实际浪费了美国领导北大西洋联盟走出危机的可信度。

也是在这一时期，共和党开始表现出精神崩溃的征兆。就好像布什不具备总统资质和前副总统迪克·切尼鼓吹战争的言论还不够糟糕一样，共和党甚至加倍的愤世嫉俗。2008年，共和党聚集在已故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竞选伙伴莎拉·佩林的身后，佩林是个来自民间的煽动分子，比布什或切尼更不适合担任公共职务；而2010年，该党实际上被民粹主义的茶党所劫持。

在2008年大崩溃和所谓的大萧条后，多年不温不火的增长为2016年爆发政治动荡奠定了基础。共和党人拥抱了一个野蛮、奉行种族迫害的真人秀电视明星，而民主党人则由衷喜爱一名几乎没有任何立法成就的自封的社会党参议员。“这种结局，”托兹写道，“可能看上去有点卡通，”仿佛生活正在模仿HBO的热播连续剧《副总统》。

当然，我们还需要提到一位关键人物。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6年政治危机之间，由巴拉克·奥巴马担任总统。2004年，当他还是参议院的后起之秀时，奥巴马曾经警告，未能建立起支持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紫色美国”将会导致本土主义盛行和政治崩溃。

但在崩溃发生后，奥巴马政府却并不具备吞下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为解决如此规模的严重问题所开具药方的胃口。“国家需要进行…不断的大胆试验，”罗斯福曾在大萧条达到顶峰的1932年如是说。“常识是，找到一种方法并加以试验；如果方法失败，坦率地承认并尝试另一种方法。但最重要的是要尝试一下。”

奥巴马尽管事先认识到行动的必要性，却仍然未能采取积极行动的事实是托兹核心论点的有力证明。专业经济学家无法说服当权者采取必要的行动，因为当权者的行为背景是政治崩溃和美国的信誉丧失。由于决策日益受到富豪统治的恶劣影响，尽管有扎实的经济理论证明行动方向的正确性，但那些呼吁进行“大胆持续试验”的经济学家却依然面临着强大的逆风。

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托兹的观点与他想象中一样牢固。我们经济学家和我们的理论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希腊外，发达经济体并没有允许大萧条重演，而这种可能性在危机尖峰时刻是非常现实的。如果我们更明智、表达更明确，少一些分裂和注意力不集中，我们可能会创造出更大的不同。但这并等于说我们什么工作都没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