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危机的经济学

波哥大——上周两项重大事件直接涉及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争论以及如何应对。其一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报告，该报告确切阐述了为实现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目标所应采取的措施。其二是公开宣布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将分享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理由是他的研究“将气候变化纳入到长期宏观经济分析。”

其中第一件事理应为国际社会敲响警钟。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呼吁各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在未来十年内大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该报告警告，如果任由全球平均温度超过前工业化水平1.5℃——或者在最差情况下，2℃，那么，极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且这些后果最早在2040年就能被感受到。

更糟的是，报告显示，巴黎协议缔约国自愿设定的国家自主贡献标准严重不足。即使各国都满足这些标准，截止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仍将超过3℃，而且在其后仍将进一步上升。显而易见，当决策者修改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时，他们必须将其大幅提高。

但实质性动作需要在2030年之前完成。否则，世界环境将以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丧失和陆地及海洋生态系统恶化等形式遭受到不可逆转的破坏，包括可能造成全球珊瑚礁的灭绝。上述发展对供水和全球民众健康及生活水平所产生的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而且，毋庸赘言，变暖幅度越大，所产生的后果就越严重。

选择诺德豪斯授予诺贝尔奖的作法非常令人欢迎。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往往十分保守，也就是说，他崇尚渐进主义的原则。诺德豪斯依赖传统经济分析，通过资本回报或利率“折现”来确定未来消费的现值。换句话讲，按照不同的假定利率，50年后的100美元今天只值15美元、10美元甚至更低。但由于任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成本都必须在当前承担，因此它们肯定拥有较高的现值。上述结果意味着投入必须缓慢进行。

此方法的问题在于它对子孙后代有失公平，他们当然对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没有发言权。仅定义就决定他们的福利正在遭受损失。但如果我们要对代际公平问题进行严肃的思考，那么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子孙后代将拥有比我们今天更先进的技术。因此，恰当的社会贴现率应等同于技术变化率，而这与市场利率相比要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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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对子孙后代外，人们还可以争辩传统经济分析对人类个体而言甚至更不公平。这一点只需去问问那些领取不足额（或根本没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老人，他现在的福利是否低于其过去消费的价值。

伦敦经济学院的尼古拉斯·斯特恩已经研究出一种更好的方法。在其著名的“气候变化经济学评论”中，斯特恩早在2006年就呼吁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在斯特恩看来，全球变暖失控的代价将远超及早解决这个问题的成本。

哈佛大学的马丁·维茨曼已经研发出另外一种解决方案。维茨曼依赖于类似诺德豪斯的分析工具，但他的研究也考虑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灾难性风险。因此，他的方案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的方案类似，两者都认为全球变暖超过一定限度将会带来真正的灾难。

在我看来，诺贝尔委员会不仅应当承认诺德豪斯，还应当承认其他一些气候变化经济学家，尤其是斯特恩。事实是，人类无法在这个问题上逐步采取行动。斯特恩报告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和联合国环境署均得出结论，目前的减排工作必须得到大幅增强。这意味着加速全球朝向清洁能源技术（包括运输）的过渡，改善能源生产和消费效率、改善土地运用并推动技术创新来辅助这些进程。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所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所有国家都必须提高减排目标并强化根据巴黎协议所作出的承诺。而历史上曾经为温室气体排放担负最大责任的国家美国必须返回巴黎协议并再次在这个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