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增长是一个死胡同

发自剑桥——最近“去增长”（degrowth）这一概念吸引了众多关注环境可持续性和社会经济公正（且大多来自富裕国家）的学者、活动家和政治家的想象力。欧洲议会在去年五月组织了一次超越增长会议。从那时起大量文章（其中一些发表在主要科学杂志上）记录了这一曾经小众的运动的兴起——该运动呼吁放弃以GDP增长为目标，减少能源和材料使用，将经济活动的重点放在人类福祉上。

但尽管去增长化运动的追随者们满怀热情，但它却缺乏一个连贯一致的变革理论，因此也是个死胡同。尽管支撑该运动的各项理念及其部分提议——比如普及全民公共服务和绿色工作保障——引起了强烈反响，但其总体目标在政治上是不切实际的。此外由于去增长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战略，它实际上会阻碍气候政策的推进。

首先，去增长构筑于这么一个理念之上：“制度”才是气候困境的罪魁祸首，而这意味着解决之道就是废除资本主义。在此背景下倡导者并不认为朝着运动既定目标的渐进式推进（比如减少工作时间或有针对性地禁止高污染活动）是方向正确的举措；相反他们将这些变化解读为政策制定者为现行制度辩护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改革就是反对革命的。

在国际层面上，去增长运动呼吁富裕经济体主动收缩并向全球南方国家自愿转移资源。尽管有抽象的社会公正考虑，但这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当可用资源减少时，国家就会变得不那么——而不是更加——慷慨。即使是在发达经济体不断扩张的今天，要为去年在迪拜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启动运作的损失与损害基金提供充足资金也是困难重重。

在社会层面上，气候变化引发了集体道德觉醒。这种想法认为只要人们充分认识到当前经济模式造成的损害，他们就会迅速接受一种禁欲的生活方式，放弃食用肉类、乘坐飞机、开大马力汽车以及使用其他碳密集型产品和服务。

但尽管去增长的支持者们想象着一个开化的社会，但把赌注押在人类道德的提升上却是一个糟糕的做法。正如哲学家埃姆雷斯·韦斯塔科特（Emrys Westacott）所指出的那样，包括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儒教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宗教都一直在宣扬简朴的生活。考虑到地球的现状，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指出这些对节俭生活的呼吁并没有抑制对消费的无休止驱动。期待用一场道德革命来启动结构性转型无异于等待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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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当前（尚且远远不足够的）气候行动步伐的抵制已经愈演愈烈，许多民族主义政党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借助人们对绿色生活方式的恐惧来拉票。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富人迅速改变想法就能使去增长在政治上可行的想法显得更加不切实际。

气候变化和环境政策政治之所以复杂，正是因为需要在人们对生活质量、可负担能源和经济安全的直接需求与长期可持续性之间取得平衡。《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雄辩地指出去增长化运动“试图将政治从政治中剥离出来”，同时“抨击当前战略在遭遇政治阻碍时推进速度不够快的缺陷，但却不承认这些阻碍来自于对其自身政治路线的推动”。

我们不应该试图停止增长，而是必须面向可持续发展来重新定义和定向增长模式，这样才能将持续的消费欲望与做出更环保选择的必要性统一起来。而科技进步、可再生能源以及向循环经济的转变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将经济进步与环境管理结合一致的途径。

去增长运动所面临的政治障碍不可逾越，而它新近获得的重要地位也会因此被证明是短暂的。去增长运动者最多只能促使少数特权阶层养成更可持续的消费习惯。倘若能获得成功的话，这个运动可以为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做出——尽管不大的——贡献。

但正如气候专家经常提醒我们的那样，解决全球变暖问题没有灵丹妙药。要避免气候灾难就必须采取由多种解决方案组成的多方面战略。然而去增长并不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