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第十七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会议(简称COP17)正在南非举行,这次会议的时间可谓关键,因为1997年京都议定书将于明年失效。但是,与2009年哥本哈根和2010年坎昆的气候变化会议相似,COP17很可能以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结局收场。
事实上,这些会议的铺张似乎并未收敛,反而有膨胀之势,因为它们的不给力已是众人皆知了。哥本哈根的COP15举行了12天,据估计共吸引了15000名与会代表和5000名记者。这么多人飞到丹麦所产生的碳排放可是实实在在的,而会议所追求的排放目标到现在还没个影子。德班也逃不过这个结局——只是规模可能比哥本哈根还要大。
真正的问题是,对气候变化采取有意义行动——而不是像奥巴马在在哥本哈根会议上那样姗姗来迟,而且如同蜻蜓点水一样来了就走——的期望越来越低。有两个问题根本不用指望解决。
首先,由于奥巴马领导不力,在要求国际行动的关键问题上,美国正在“我有什么好处”的扯皮道路上越走越远。改一下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所谓的“无私霸权”,我将如今世界所面对的美国称为“自私霸权”。
因此,美国已经实质性地退出了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奥巴马默许了贪婪商人游说团,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是不会在谈判协议上签字的。但奥巴马不但抛弃了多哈,他还严重地威胁了多面贸易体系,因为在他的领导下,美国正在将资源和精力用于区别对待的双边贸易协议和最近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上,后者主要是为了援助担心侵略性的中国的国家以及寻求政治安全(而不是增进贸易)。在环境问题上也是如此:澳大利亚2007年批准京都议定书之后,美国成了唯一一个仍未批准该协议的国家。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分量虽然已有所下降,但仍足以破坏理应成为京都议定书之后的气候变化条约的基础的原则。
比如,与世界贸易组织不同——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可以对拒不执行商定的减少贸易壁垒措施的行为施以惩罚——排放削减并不具有约束性,也没有强制性义务。美国不同意和不接受因达不到排放目标而受到制裁;但是,没有惩罚机制,排放削减要求就是无用功,只会激起人们对对抗气候变化努力的冷嘲热讽。
此外,美国要求废除京都议定书对发展中国家排放义务的豁免,坚持认为中国和印度也必须承担责任,以反映普适的排放“税”。但这些国家则坚持认为减排责任必须反映人均排放——根据这一标准,美国应该减少比其领导人预期更多的排放量——它们能拿出有说服力的理由。
此外,这些国家正确地指出,从它们的人均收入看,气候变化行为和消除贫困之间的权衡才是更重要的问题,除非它们能够以低成本获得新技术。根据这一要求,美国应该补贴从握有专利权的美国公司流向印度和中国的技术,这是很不现实的。
这正是坎昆的COP16决定成立1000亿美元全球气候变化基金的原因。不幸的是,尽管戈尔登美国环保人士花重金投资于新兴绿色技术,将自身利益与该基金绑在一起,但该基金的资金都花在了开发受专利保护的私有新技术上。
诺贝尔奖获得者、农学家布劳格(Norman Borlaug)用公共资金开发的新的“绿色革命”种子可以被世界各地的使用者免费获得。用全球气候变基金的资金开发的技术也应该对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开放,以促使各国同意更多地减排。
事实上,该基金的出资额应该反映发达国家过去一百年中的排放所造成的伤害——美国在治理国内污染时就采取了这一完善的谁侵权谁承担义务的原则。但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基金这件事上,美国拒绝完全采用这一办法。
不少设计京都议定书后任条约的明智办法由于为了协调美国为首的要求和反对而遭到了破坏,导致哥本哈根和坎昆COP会议陷入了僵局。那些不相信奇迹的人心知肚明,这些障碍不会在德班会议上消失。
纽约——第十七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会议(简称COP17)正在南非举行,这次会议的时间可谓关键,因为1997年京都议定书将于明年失效。但是,与2009年哥本哈根和2010年坎昆的气候变化会议相似,COP17很可能以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结局收场。
事实上,这些会议的铺张似乎并未收敛,反而有膨胀之势,因为它们的不给力已是众人皆知了。哥本哈根的COP15举行了12天,据估计共吸引了15000名与会代表和5000名记者。这么多人飞到丹麦所产生的碳排放可是实实在在的,而会议所追求的排放目标到现在还没个影子。德班也逃不过这个结局——只是规模可能比哥本哈根还要大。
真正的问题是,对气候变化采取有意义行动——而不是像奥巴马在在哥本哈根会议上那样姗姗来迟,而且如同蜻蜓点水一样来了就走——的期望越来越低。有两个问题根本不用指望解决。
首先,由于奥巴马领导不力,在要求国际行动的关键问题上,美国正在“我有什么好处”的扯皮道路上越走越远。改一下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所谓的“无私霸权”,我将如今世界所面对的美国称为“自私霸权”。
因此,美国已经实质性地退出了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奥巴马默许了贪婪商人游说团,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是不会在谈判协议上签字的。但奥巴马不但抛弃了多哈,他还严重地威胁了多面贸易体系,因为在他的领导下,美国正在将资源和精力用于区别对待的双边贸易协议和最近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上,后者主要是为了援助担心侵略性的中国的国家以及寻求政治安全(而不是增进贸易)。在环境问题上也是如此:澳大利亚2007年批准京都议定书之后,美国成了唯一一个仍未批准该协议的国家。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分量虽然已有所下降,但仍足以破坏理应成为京都议定书之后的气候变化条约的基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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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与世界贸易组织不同——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可以对拒不执行商定的减少贸易壁垒措施的行为施以惩罚——排放削减并不具有约束性,也没有强制性义务。美国不同意和不接受因达不到排放目标而受到制裁;但是,没有惩罚机制,排放削减要求就是无用功,只会激起人们对对抗气候变化努力的冷嘲热讽。
此外,美国要求废除京都议定书对发展中国家排放义务的豁免,坚持认为中国和印度也必须承担责任,以反映普适的排放“税”。但这些国家则坚持认为减排责任必须反映人均排放——根据这一标准,美国应该减少比其领导人预期更多的排放量——它们能拿出有说服力的理由。
此外,这些国家正确地指出,从它们的人均收入看,气候变化行为和消除贫困之间的权衡才是更重要的问题,除非它们能够以低成本获得新技术。根据这一要求,美国应该补贴从握有专利权的美国公司流向印度和中国的技术,这是很不现实的。
这正是坎昆的COP16决定成立1000亿美元全球气候变化基金的原因。不幸的是,尽管戈尔登美国环保人士花重金投资于新兴绿色技术,将自身利益与该基金绑在一起,但该基金的资金都花在了开发受专利保护的私有新技术上。
诺贝尔奖获得者、农学家布劳格(Norman Borlaug)用公共资金开发的新的“绿色革命”种子可以被世界各地的使用者免费获得。用全球气候变基金的资金开发的技术也应该对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开放,以促使各国同意更多地减排。
事实上,该基金的出资额应该反映发达国家过去一百年中的排放所造成的伤害——美国在治理国内污染时就采取了这一完善的谁侵权谁承担义务的原则。但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基金这件事上,美国拒绝完全采用这一办法。
不少设计京都议定书后任条约的明智办法由于为了协调美国为首的要求和反对而遭到了破坏,导致哥本哈根和坎昆COP会议陷入了僵局。那些不相信奇迹的人心知肚明,这些障碍不会在德班会议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