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的腐败

发自华盛顿特区—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成为了一枚安在非洲身上的定时炸弹。其中一些相关风险已在各地出现。当地医疗卫生系统薄弱且不堪重负，据报有十个非洲国家甚至连呼吸机都没有。本身就不稳定的粮食供应已经遭受了重大破坏。整个大陆有超过1800万人身为难民或是在国内流离失所，导致他们在灾害面前尤为脆弱。但是有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另一个主要障碍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那就是广泛的腐败。

国际社会正在加紧帮助非洲抗击疫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暂停25个国家（主要位于非洲）未来六个月内的债务偿付，世界银行集团推出了高达120亿美元的一揽子紧急援助计划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危机，数十亿美元援助将被分配给非洲。

但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报告，全球采购资金中有多达25％因腐败而流失。这种流失现象在许多非洲国家极为普遍，那里的政府高级官员及其国际合作方经常会利用公共政策和资源来中饱私囊。

捐赠给穷人的药品被盗取转售以牟利，政府采购合同遭到操纵和滥用，外国援助支出被转入私人帐户。就在3月下旬，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位前卫生部长因从该国应对埃博拉病毒专用资金中挪用了40万美元而被判处五年劳役。

但是，大多数腐败官员和商业领袖从来无需面对牢狱之灾。对他们来说，盗取那些原本应当分配给弱势群体的资金是家常便饭，而在他们身边的强大关系网之下，惩罚往往是这些人心目中最为遥远的事情。

而上述情况可能在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期间尤为猖獗，因为行动限制和办公机构关门阻碍了监督机构，活动人士和新闻界的反腐败工作。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许多非洲国家可能不仅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还会由于经济支持和社会保障不足而遭遇飙升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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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这种结果的关键在于要让任何窃取资金或以其他方式破坏新型冠状病毒响应努力来牟利的人认识到自己必定难逃法网。所幸人们已经建立了实施这类惩罚的一些机制：由世界各国政府，多边机构和银行实施的一系列经过实践检验的金融政策。

在美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赋予了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对任何参与公共部门腐败者加以制裁的权力，而对新型冠状病毒应对资源的窃取，转移或阻挠显然都归于此类。

该办公室具备真正的全球影响力：鉴于美元的全球首要地位，绝大多数国际金融交易都会触及到美国金融系统，因此办公室可以有效地将某些实体踢出国际金融体系。

而美国财政部下属负责打击国内外洗钱，恐怖主义融资和其他金融犯罪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也在其中扮演着关键作用。该机构发布的警报可以指导银行如何提交可疑活动报告，而金融情报部门可利用这些报告开展腐败调查，在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期间，它可以发布反洗钱警报，提请全球银行加强对紧急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相关可疑金融交易的尽职调查。

同理，在非洲开展业务的银行可以独立增强自身风险评估框架和交易筛查，以此检测存在于疫情相关资金流中的可疑活动。由于银行已经在筛查金融犯罪，因此它们只需将重点扩大到涉及政府高级官员，公共卫生采购企业以及更广泛卫生部门的可疑活动就行了。

而艾格蒙全球金融情报单位联盟（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也是其成员）也可以合作调查腐败行为者挪用公共卫生资金的情况。尽管这些被盗用的资金通常会辗转多国，但联盟的信息共享协议将有助于克服这一障碍进而推动国际调查。

同时，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应该对非洲公民社会团体，负责任的企业以及那些挺身而出举报腐败的官员给予更多支持，而这些参与者所搜集的证据也将有助于对腐败官商网络的法律诉讼。

上述解决方案可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而是已经在南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付诸实施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以色列钻石交易商丹·格特勒（Dan Gertler）通过与腐败官员勾结掠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自然资源并通过国际银行系统洗钱，从中赚取了数百万美元。但是凭借“哨兵”组织（由笔者和乔治•克鲁尼共同创立）的调查文件，全球见证组织的报告以及众多调查记者的工作，美国对格特勒及其全球网络实施了制裁。

在南苏丹，来自美国和英国政府的反洗钱警报增加了腐败分子通过国际金融体系转移腐败收益的难度。事实上针对该国主要政府官员及其商界帮凶的制裁，再加上各项反洗钱措施，已经在助力交战各方走向和平。

在疫情期间，人们倾向于仅将重点放在保护公众健康和促进经济复苏上。但是如果不能继续（甚至加强）反腐败斗争，这些努力就可能遭到严重削弱。只有对那些破坏新型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的腐败行为追查到底，我们才能确保政府官员和商业精英能回应人们的迫切需求，而不是从苦难中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