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性的复杂性

慕尼黑—2013年，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出版了他广受热议的关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研究，此后，不平等性成为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公共争论的前沿话题，从增长缓慢和生产率停滞到民粹主义崛起和英国退欧投票，一切问题都被归咎于此。但不平等性的定义仍然不明确，其效果也大相径庭，其根源更是众说纷纭。

即便是最基本的问题——多大的不平等性算是过度——也几乎不可能得到回答。不存在一个经济体处于均衡状态时的“自然不平等率”可供决策者努力实现。相反，各国的不平等率是相对的——这是一个狭隘的方法，忽略了从总体经济趋势到不同社会环境中财富不平等性对人口的影响的不同的各种因素。

当所有人都在抱怨不平等性时，从全球水平看，财富的分配要比以往更加广泛。光是过去16年，跻身全球中产阶级——今天的标准是拥有7,000—42,000欧元金融资产——的人数就增长了一倍多，达到了十亿以上或世界人口的20%。

增长的不仅仅是中产阶级。截至去年年底，全世界大约5.4亿人算得上全球富人，净资产超过42,000欧元。这一数字比2000年增加了1亿，或25%。

取得这一进步的关键是新兴经济体的成功，特别是中国。事实上，许多跻身高财富群体的人并非来自传统“富裕”国家；相反，美国、日本和西欧如今只占世界高财富家庭的66%，而2000年时占90%以上。

在国家层面，不平等性正在上升，但只是局部地区。在新兴经济体，中产阶级拥有的财富比例在增加，这表明财富不平等性有所下降。不平等性上升主要发生在工业化国家，顶层10%拥有财富的比例增长得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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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差异可以用一个事实部分地解释：全球金融危机主要影响了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但危机后发达国家央行所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让情况雪上加霜。

这些政策推高了主要由富裕家庭持有的资产价格——特别是债券和股票。与此同时，这些政策伤害了中产阶级储蓄者，他们通常依赖银行存款等收益较低的储蓄工具。在零利率及后来的负利率环境下，这些储蓄者蒙受了损失。尽管中位家庭总体而言从借贷成本下降中获益，但富裕家庭获得的好处要大得多，这部分要归因于按揭贷款成本下降，这笔支出占中上阶级收入的比重最大。

但极端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影响远不止于今天的财富和收入效应。随着发达国家人口的迅速老化，为晚年储蓄比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极低的利率降低了养老资产的积累速度，如今和未来，除了最富裕家庭，其他家庭都可能被迫提高储蓄并/或降低消费。生命周期支出的下降最终将给增长造成消极影响，并有可能制造子孙后代的社会断层线。

让不平等性的故事更加复杂化的是各个经济体之间的不同，包括不平等性程度在技术上相近的经济体之间。

众所周知，丹麦和瑞典具有发达的社会福利制度、免费教育和高劳动力市场参与度。此外，丹麦在去年的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上傲视群雄，表明财富不平等性没有令丹麦人感到多少烦恼。

与这些北欧国家相反，美国缺少多种社会保护，不平等性问题也确实十分令人头痛。过去十年，美国财富不平等性的上升幅度比任何国家都要触目惊心。如今，美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很小，他们只持有22%的总净金融财富，是其他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其财富集中度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高。

与欧洲和日本一样，金融危机及随后的货币政策可能是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但是，另一个因素可能也是数字革命，至少对主流人群而言，它日益成为“财富催化剂”。无论如何，认识到美国的情况是反常情况十分重要。美国的情况不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的状况。它是一个例外，而不是规则。

所有这些对于如何应对不平等性具有重要影响。简言之，如果各国不平等性的根源和影响不同，政策药方也应该不同。

对一些国家而言，比如南欧国家，解决失业问题是让中低收入家庭储蓄和消费的关键。其他国家应该注重改善长期储蓄条件，如通过职业退休金计划。还有一些国家可以大幅降低税收负担，特别是中低薪收入者。

但是，有一个政策药方能够有利于许多不平等性水平最高的国家。央行必须结束零利率以及（尤其是）负利率。这样做必能成为遏制财富不平等性加剧的良好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