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维也纳—气候科学家正在敲响全球变暖的警钟，但没有收到世界的回音。10月份，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警告，如果不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前工业化水平以上1.5℃以内，将给健康、生计、水供应和人类安全造成灾难性风险。1.5℃也是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所制定的目标。但目前，我们直奔增温3°C而去
11月，美国第四次全国气候评估预测，若不马上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美国经济将遭受“严重破坏”。但总统特朗普政府似乎完全无动于衷。
为何气候灾难的慢动作威胁无法阻止？
来自社会科学的洞见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在最新报告和配套用书中，国际社会进步委员会（IPSP，我们都是委员）分析了各部门的社会公正平等性情况。一个结论凸显出来：解决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威胁的唯一办法是同时解决社会和政治挑战。
如果被忽视的话，社会问题可能导致政治混乱，而政治混乱可能削弱遏制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比如，尽管在12月15日的波兰会议上达成了巴黎协定的实施协议，但因为诸多国家的政治剧变，巴黎协定仍岌岌可危。在美国和巴西，对社会经济问题充满愤怒的选民选出了对气候变化怀有敌意的领导人。在法国，示威者走上街头反对燃料税提高，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气候行动本身，而是因为他们担心生活成本高企，觉得精英态度冷漠，因此失望。法国的经验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尝试如出一辙。
这些发展态势确认了社会科学家早就在担心的事情：以环境为中心的、官僚推动的气候行动注定要失败。但IPSP的新工作为如何同时实现社会进步和环境可持续性提供了洞见。
在社会经济层面，不平等性可以通过标准干预之外的政策遏制，如财富再分配政策。已经证明，技能培训和更好的医疗，以及议价权利和合理的劳动合同管理都能实现人民赋能。
解决对工作的未来的焦虑必行也可行。尽管没有压倒性证据表明自动化会导致广泛的失业，但就业重新洗牌必然是破坏性的。用来确保工人的长期安全的雄心勃勃的“灵活性”政策有所助益。工资限制（缩小岗位和行业间的工资差距）、资产再分配和全民福利相结合，有望加快创新、赋能工人、促进增长和社会流动。此外，改革公司使命和治理，更好地考虑所有相关利益方的利益也将促进社会公正，强化环境管理。
通过这些政策，政府将把经济民主和赋能作为工作重点。他们也可以通过税收改革促进经济效率——税收要考虑环境和社会方面的负外部性，以及来自不动产的垄断利润和资本利得。医疗、教育和城市政策改革能够改善经济机会，产生重要的道德、公民、社会和生态收益。
重建对机构的信任还需要解决政治制度和全球治理中的民主缺陷。公司权力和财富的政治影响力必须有所遏制，反垄断立法与二十一世纪技术的统一是合适的起点。曾经被捧为民主化福祉的社交媒体，可能有害于作为民主的基石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因此，应该将数字和传统媒体视为公共财产，必须设计合理的治理——包括公民社会——以保护内容品质以及生产者能够独立于商业利益的党派影响。
全球治理机制的构架仍由富裕国家主导。除非国际组织的权力失衡有所改善，否则它们和它们的政策将没有立足和发声之地。
放眼全球，民主参与和自由化维持着更加包容的决策的憧憬。这使得构想更加平等、环境保护更加得力的社会成为可能。有了正确的监管和激励，市场、公司行为和新技术能够服务于社会进步和生态目标。我们确信，建设更好的社会是可能的。
IPSP报告的作者们绝非天真；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许多当代机构是为了解决另一个时代的问题而设计，必须进行改革。找到承担这一任务的行动者和组织绝非易事。但如果不采取一致的行动影响变化，行动者、政治和环境运动、商界领袖、工人、慈善家、少数群体和活动家之间的松散联盟有能力各自寻找环境和社会动因。
遏制气候变化的行动无法与社会问题割裂。事实上，实现遏制气候变化和改善社会公正并举使得两者都更加不容忽视。
普林斯顿/维也纳—气候科学家正在敲响全球变暖的警钟，但没有收到世界的回音。10月份，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警告，如果不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前工业化水平以上1.5℃以内，将给健康、生计、水供应和人类安全造成灾难性风险。1.5℃也是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所制定的目标。但目前，我们直奔增温3°C而去
11月，美国第四次全国气候评估预测，若不马上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美国经济将遭受“严重破坏”。但总统特朗普政府似乎完全无动于衷。
为何气候灾难的慢动作威胁无法阻止？
来自社会科学的洞见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在最新报告和配套用书中，国际社会进步委员会（IPSP，我们都是委员）分析了各部门的社会公正平等性情况。一个结论凸显出来：解决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威胁的唯一办法是同时解决社会和政治挑战。
如果被忽视的话，社会问题可能导致政治混乱，而政治混乱可能削弱遏制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比如，尽管在12月15日的波兰会议上达成了巴黎协定的实施协议，但因为诸多国家的政治剧变，巴黎协定仍岌岌可危。在美国和巴西，对社会经济问题充满愤怒的选民选出了对气候变化怀有敌意的领导人。在法国，示威者走上街头反对燃料税提高，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气候行动本身，而是因为他们担心生活成本高企，觉得精英态度冷漠，因此失望。法国的经验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取消化石燃料补贴的尝试如出一辙。
这些发展态势确认了社会科学家早就在担心的事情：以环境为中心的、官僚推动的气候行动注定要失败。但IPSP的新工作为如何同时实现社会进步和环境可持续性提供了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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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层面，不平等性可以通过标准干预之外的政策遏制，如财富再分配政策。已经证明，技能培训和更好的医疗，以及议价权利和合理的劳动合同管理都能实现人民赋能。
解决对工作的未来的焦虑必行也可行。尽管没有压倒性证据表明自动化会导致广泛的失业，但就业重新洗牌必然是破坏性的。用来确保工人的长期安全的雄心勃勃的“灵活性”政策有所助益。工资限制（缩小岗位和行业间的工资差距）、资产再分配和全民福利相结合，有望加快创新、赋能工人、促进增长和社会流动。此外，改革公司使命和治理，更好地考虑所有相关利益方的利益也将促进社会公正，强化环境管理。
通过这些政策，政府将把经济民主和赋能作为工作重点。他们也可以通过税收改革促进经济效率——税收要考虑环境和社会方面的负外部性，以及来自不动产的垄断利润和资本利得。医疗、教育和城市政策改革能够改善经济机会，产生重要的道德、公民、社会和生态收益。
重建对机构的信任还需要解决政治制度和全球治理中的民主缺陷。公司权力和财富的政治影响力必须有所遏制，反垄断立法与二十一世纪技术的统一是合适的起点。曾经被捧为民主化福祉的社交媒体，可能有害于作为民主的基石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因此，应该将数字和传统媒体视为公共财产，必须设计合理的治理——包括公民社会——以保护内容品质以及生产者能够独立于商业利益的党派影响。
全球治理机制的构架仍由富裕国家主导。除非国际组织的权力失衡有所改善，否则它们和它们的政策将没有立足和发声之地。
放眼全球，民主参与和自由化维持着更加包容的决策的憧憬。这使得构想更加平等、环境保护更加得力的社会成为可能。有了正确的监管和激励，市场、公司行为和新技术能够服务于社会进步和生态目标。我们确信，建设更好的社会是可能的。
IPSP报告的作者们绝非天真；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许多当代机构是为了解决另一个时代的问题而设计，必须进行改革。找到承担这一任务的行动者和组织绝非易事。但如果不采取一致的行动影响变化，行动者、政治和环境运动、商界领袖、工人、慈善家、少数群体和活动家之间的松散联盟有能力各自寻找环境和社会动因。
遏制气候变化的行动无法与社会问题割裂。事实上，实现遏制气候变化和改善社会公正并举使得两者都更加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