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2010年代可能会被人们记住，因为这是抗击有害气候变化斗争失败的十年。2015年，在巴黎举行的COP21气候会议上，196个国家同意将全球气候变暖限制在远低于前工业化2摄氏度的水平。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GHG）仍持续增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也已达到80万年来的最高水平。目前政策很有可能导致到2100年全球变暖达到约3摄氏度的水平。此外，最近在马德里召开的COP25谈判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各国政府在碳积分的价值和分配方式问题上争执不休，而碳积分本身则是已经名誉扫地的前政策体系所留下的遗存。
但与此同时，2010年代惊人的技术进步使得以远低于10年前我们敢于奢望的成本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可能。太阳能和风能的成本分别下降了80%和70%以上，而锂电池的成本则从2010年的每千瓦时1，000美元一路下降到今天的每千瓦时160美元。上述及其他突破性进展保证了85%依赖可变再生能源的能源系统所产生的零碳电力成本完全能够与化石燃料系统所产生的电力相竞争。
此外，我们已经明确知道，哪怕是重工业（包括钢铁、水泥及化工产业）和长途运输（航运、航空和卡车运输）等“减排难度较大”的经济部门同样可以实现脱碳 ，相关成本尽管在企业单独行动时极为可观，但对人们生活水平所产生的影响却可以忽略不计。
2019年5月，据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预计，截止2050年，实现英国经济零碳目标会导致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不超过1~2个百分点。早在2008年，由我担任该委员会主席时，曾经估计类似成本只能实现80%的减排效果。
脱碳成本降低和对气候风险认识的提升反过来又促使人们越来越重视到2050年实现零排放目标的必要和可能。今年7月，英国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了具有法定约束力的承诺，而欧盟则在本月早些时候也对同样目标表示了赞同。此外，全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运输公司马士基、瑞典钢铁制造企业SSAB以及印度水泥企业达尔米亚也已加入了越来越多致力于到2050年或更早时候实现零碳排放的领先企业。
要想实现巴黎协议所规定的气候目标，所有发达经济体必须在本世纪中叶左右实现零碳排放，并且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尽可能不影响民众的生活水平。而且上述努力必须有中国的加入。
今天，鉴于其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约为18，000美元，大致仅相当于欧盟均值的40%，中国力争在气候变化会议谈判时采用“发展中国家”地位。但中国政府的明确目标是，中国将在2050年成为“完全发达的富裕经济体”，今天任何欧洲国家都无法媲美其届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鉴于中国的劳动力、基础设施和管理质量，及其在诸多领域日益强化的领导地位，这一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因此，中国的减排速度至关重要。该国目前占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近30%，而其人均排放量将在几年内超越欧洲不断下降的数字。因此，如果中国到2050年不大幅减排，无论欧盟减排80%还是100%，其对全球变暖速度所产生的影响都将微乎其微。
中国的目标不应仅仅是截止2050年成为完全发达经济体，而且还应致力于迈入零碳经济的行列。实现上述目标无疑需要巨额投资。要想支撑中国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实现交通运输、住宅供暖和工业发展的普遍电气化，那么截止2050年，中国的电力生产可能需要从目前的6，700太瓦时增长到1，4000~1，5000太瓦时。这意味着为实现到2050年将可再生发电能力增加到近5000千兆瓦，每年需要投入三倍的风能和太阳能投资，同时还要增加230千兆瓦的核能投资。
但就像能源转型委员会最新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哪怕如此巨大的电力增长，再加上在能源输送、分配和存储领域的额外投资，也只需要中国投资不到1%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中国的储蓄和投资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40%。此外，2050年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体影响，以及对消费者生活水平的影响，也将是同样微不足道的1%——而且可能连1%都不到，因为零碳目标可以刺激技术进步并提高生产率。
马德里会议失利后，人们将把注意力转向明年定于格拉斯哥召开的COP26会议。届时的会议同样可能因为气候外交家无法就所谓“负担分摊”的一些细枝末节达成一致而陷入停滞。相反，各国政府应关注建设零碳全球经济所带来的巨大潜在收益。
因此，发达经济体，加之快速发展的中国，应当单方面承诺，到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他们应当相信，实现这一目标只会给自身经济带来很小的成本。新兴经济体应当致力于在10年后实现同样的目标，并相信发达国家在减排方面的技术进步将随时间推移而逐渐降低脱碳成本。
此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均应关注国际能源署在其最新世界能源展望中所强调的全球重要问题：怎样才能在低收入经济体释放对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投资。这个问题对非洲尤其适用，这块大陆拥有全世界最理想的太阳能资源，但目前，其光伏发电能力还不到总发电能力的1%。
如果明年的COP26大会能够成功抓住这些重大机遇和挑战，那么我们开始打赢气候变化战争的十年可能从2020年代开始。
伦敦—2010年代可能会被人们记住，因为这是抗击有害气候变化斗争失败的十年。2015年，在巴黎举行的COP21气候会议上，196个国家同意将全球气候变暖限制在远低于前工业化2摄氏度的水平。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GHG）仍持续增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也已达到80万年来的最高水平。目前政策很有可能导致到2100年全球变暖达到约3摄氏度的水平。此外，最近在马德里召开的COP25谈判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各国政府在碳积分的价值和分配方式问题上争执不休，而碳积分本身则是已经名誉扫地的前政策体系所留下的遗存。
但与此同时，2010年代惊人的技术进步使得以远低于10年前我们敢于奢望的成本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可能。太阳能和风能的成本分别下降了80%和70%以上，而锂电池的成本则从2010年的每千瓦时1，000美元一路下降到今天的每千瓦时160美元。上述及其他突破性进展保证了85%依赖可变再生能源的能源系统所产生的零碳电力成本完全能够与化石燃料系统所产生的电力相竞争。
此外，我们已经明确知道，哪怕是重工业（包括钢铁、水泥及化工产业）和长途运输（航运、航空和卡车运输）等“减排难度较大”的经济部门同样可以实现脱碳 ，相关成本尽管在企业单独行动时极为可观，但对人们生活水平所产生的影响却可以忽略不计。
2019年5月，据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预计，截止2050年，实现英国经济零碳目标会导致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不超过1~2个百分点。早在2008年，由我担任该委员会主席时，曾经估计类似成本只能实现80%的减排效果。
脱碳成本降低和对气候风险认识的提升反过来又促使人们越来越重视到2050年实现零排放目标的必要和可能。今年7月，英国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了具有法定约束力的承诺，而欧盟则在本月早些时候也对同样目标表示了赞同。此外，全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运输公司马士基、瑞典钢铁制造企业SSAB以及印度水泥企业达尔米亚也已加入了越来越多致力于到2050年或更早时候实现零碳排放的领先企业。
要想实现巴黎协议所规定的气候目标，所有发达经济体必须在本世纪中叶左右实现零碳排放，并且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尽可能不影响民众的生活水平。而且上述努力必须有中国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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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鉴于其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约为18，000美元，大致仅相当于欧盟均值的40%，中国力争在气候变化会议谈判时采用“发展中国家”地位。但中国政府的明确目标是，中国将在2050年成为“完全发达的富裕经济体”，今天任何欧洲国家都无法媲美其届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鉴于中国的劳动力、基础设施和管理质量，及其在诸多领域日益强化的领导地位，这一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因此，中国的减排速度至关重要。该国目前占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近30%，而其人均排放量将在几年内超越欧洲不断下降的数字。因此，如果中国到2050年不大幅减排，无论欧盟减排80%还是100%，其对全球变暖速度所产生的影响都将微乎其微。
中国的目标不应仅仅是截止2050年成为完全发达经济体，而且还应致力于迈入零碳经济的行列。实现上述目标无疑需要巨额投资。要想支撑中国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实现交通运输、住宅供暖和工业发展的普遍电气化，那么截止2050年，中国的电力生产可能需要从目前的6，700太瓦时增长到1，4000~1，5000太瓦时。这意味着为实现到2050年将可再生发电能力增加到近5000千兆瓦，每年需要投入三倍的风能和太阳能投资，同时还要增加230千兆瓦的核能投资。
但就像能源转型委员会最新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哪怕如此巨大的电力增长，再加上在能源输送、分配和存储领域的额外投资，也只需要中国投资不到1%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中国的储蓄和投资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40%。此外，2050年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体影响，以及对消费者生活水平的影响，也将是同样微不足道的1%——而且可能连1%都不到，因为零碳目标可以刺激技术进步并提高生产率。
马德里会议失利后，人们将把注意力转向明年定于格拉斯哥召开的COP26会议。届时的会议同样可能因为气候外交家无法就所谓“负担分摊”的一些细枝末节达成一致而陷入停滞。相反，各国政府应关注建设零碳全球经济所带来的巨大潜在收益。
因此，发达经济体，加之快速发展的中国，应当单方面承诺，到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他们应当相信，实现这一目标只会给自身经济带来很小的成本。新兴经济体应当致力于在10年后实现同样的目标，并相信发达国家在减排方面的技术进步将随时间推移而逐渐降低脱碳成本。
此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均应关注国际能源署在其最新世界能源展望中所强调的全球重要问题：怎样才能在低收入经济体释放对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投资。这个问题对非洲尤其适用，这块大陆拥有全世界最理想的太阳能资源，但目前，其光伏发电能力还不到总发电能力的1%。
如果明年的COP26大会能够成功抓住这些重大机遇和挑战，那么我们开始打赢气候变化战争的十年可能从2020年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