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里—毫无疑问，气候变化给地球造成了严重威胁，甚至有可能是生存威胁。但现有的遏制气候变化的方法只是单纯地注重削减二氧化碳排放，到头来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因为它没有考虑到能源业对水资源的消耗——这是气候变化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水既是气候变化的原因，也是气候变化的效应，”一份国家资源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 Council）报告如是说。是的，水循环——让水周而复始地从云端落到地上、流向海洋又回到天空的降水、蒸发、冰冻、融化和凝结的过程——始终伴随着陆地、海洋和大气之间的能量交换，决定着地球的气候。正如大气层中碳的积累会导致气候变化，水资源的退化和耗竭也是如此。而这些过程是互相强化的关系，彼此之间互相推动和强化。
能源开采、处理（包括炼制）和生产具有高度的水密集性。能源业是除澳大利亚外的所有发达国家最大的耗水大户，而澳大利亚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一样，耗水量最大的是农业。在欧盟，发电厂消耗了一年中淡水总消耗量的44%；美国的这一数字是41%。
水资源压力越大，水行业所需要的耗能越高，因为人们需要从更深的地下抽水，而地表水也必须流过更长的距离。比如，在印度，耗能占地下水成本的90%左右。
这些过程加剧了气候的多变性，也降低了水的易得性，进一步刺激了能源需求，产生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事实上，满足日益高涨的电力需求、实现生产生物燃料和其他替代燃料的国家目标可能在未来二十五年导致全球用于能源生产的水消耗量增加两倍。
打破这一循环——从而有效遏制气候变化——的唯一办法是管理好水和能源之间的联系（还有粮食，粮食生产需要依靠水和能源）。换句话说，各国必须做出选择，不但要降低碳密集性，也要降低水密集性。
在全球水供给已然相当紧张的情况下，采取水智能（water-smart）型能源方针无比紧迫。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特别是中南亚、中东和北非——面临严重水短缺。用人均可用水量衡量，亚洲——全球能源需求增量的主要推动因素——也是全世界最干旱的洲。
在这些水压力巨大的地区，短缺已经开始制约能源基础设施的扩张。中国之所以无法发展页岩液压致裂产业，一个重要原因是其页岩储备地区水量不足。（要从页岩中榨取能源，需要注入数百万加仑的水。）
不断加剧的水压力也推高了现有发电项目的成本，程度之大有可能威胁到它们的可行性。从20世纪9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2012年的澳大利亚千禧大旱就影响了能源生产，导致价格升高。
能源短缺的地区通常也是水压力较大的地区，那么，受影响的国家应该怎么做？首先，它们应该认识到从碳角度讲“清洁”的能源，从水资源角度将有可能是“肮脏”的。比如，需要碳捕捉和封存的“清洁”煤炭，以及核电便是水密集的大户。
一些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热电和地热能，也是著名的水密集行业。相反，太阳能光伏和风电——这两种可再生技术正在全球起势——的常规操作不需要水。因此，鼓励发展这类资源应该列为重点。
但是用的能源的类型不是唯一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在规划阶段选择正确的厂房类型。发电用另类降温技术——包括干式和混合制冷——能降低耗水量（尽管目前这些技术的使用受效率损失和成本高企的制约）。
发电厂也可以坐落在不依靠淡水资源，而依靠盐卤、劣质水和再生水的地点。亚洲是目前全球新增核电产能的领导者，其大部分新建核电厂坐落在沿海地带，以便更多使用海水。
但在这方面也存在严重风险。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这带来的威胁可能比自然灾害（如导致2011年日本福岛灾难的海啸）更大。此外，沿海地区通常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找到合适的海边地点建立新核电厂并不容易。尽管印度拥有7,2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但其通过沿海电厂扩张核电的计划仍然因为草根反对而难以推行。
真正的能源安全只有在资源、气候和环境可持续的环境下才有可能。世界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减碳，这不但模糊了这些重要的联系，也助长了对资源稳定不利的措施。应该立即采取更加全面、统一和长期能源、水和其他资源管理和规划方针，着眼于广义环境保护。否则，我们将无法克服我们所面对的可持续发展挑战，造成灾难性后果，首当其冲的将是全世界水压力最大的地区。
新德里—毫无疑问，气候变化给地球造成了严重威胁，甚至有可能是生存威胁。但现有的遏制气候变化的方法只是单纯地注重削减二氧化碳排放，到头来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因为它没有考虑到能源业对水资源的消耗——这是气候变化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水既是气候变化的原因，也是气候变化的效应，”一份国家资源委员会（National Resource Council）报告如是说。是的，水循环——让水周而复始地从云端落到地上、流向海洋又回到天空的降水、蒸发、冰冻、融化和凝结的过程——始终伴随着陆地、海洋和大气之间的能量交换，决定着地球的气候。正如大气层中碳的积累会导致气候变化，水资源的退化和耗竭也是如此。而这些过程是互相强化的关系，彼此之间互相推动和强化。
能源开采、处理（包括炼制）和生产具有高度的水密集性。能源业是除澳大利亚外的所有发达国家最大的耗水大户，而澳大利亚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一样，耗水量最大的是农业。在欧盟，发电厂消耗了一年中淡水总消耗量的44%；美国的这一数字是41%。
水资源压力越大，水行业所需要的耗能越高，因为人们需要从更深的地下抽水，而地表水也必须流过更长的距离。比如，在印度，耗能占地下水成本的90%左右。
这些过程加剧了气候的多变性，也降低了水的易得性，进一步刺激了能源需求，产生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事实上，满足日益高涨的电力需求、实现生产生物燃料和其他替代燃料的国家目标可能在未来二十五年导致全球用于能源生产的水消耗量增加两倍。
打破这一循环——从而有效遏制气候变化——的唯一办法是管理好水和能源之间的联系（还有粮食，粮食生产需要依靠水和能源）。换句话说，各国必须做出选择，不但要降低碳密集性，也要降低水密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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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水供给已然相当紧张的情况下，采取水智能（water-smart）型能源方针无比紧迫。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特别是中南亚、中东和北非——面临严重水短缺。用人均可用水量衡量，亚洲——全球能源需求增量的主要推动因素——也是全世界最干旱的洲。
在这些水压力巨大的地区，短缺已经开始制约能源基础设施的扩张。中国之所以无法发展页岩液压致裂产业，一个重要原因是其页岩储备地区水量不足。（要从页岩中榨取能源，需要注入数百万加仑的水。）
不断加剧的水压力也推高了现有发电项目的成本，程度之大有可能威胁到它们的可行性。从20世纪9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2012年的澳大利亚千禧大旱就影响了能源生产，导致价格升高。
能源短缺的地区通常也是水压力较大的地区，那么，受影响的国家应该怎么做？首先，它们应该认识到从碳角度讲“清洁”的能源，从水资源角度将有可能是“肮脏”的。比如，需要碳捕捉和封存的“清洁”煤炭，以及核电便是水密集的大户。
一些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热电和地热能，也是著名的水密集行业。相反，太阳能光伏和风电——这两种可再生技术正在全球起势——的常规操作不需要水。因此，鼓励发展这类资源应该列为重点。
但是用的能源的类型不是唯一的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在规划阶段选择正确的厂房类型。发电用另类降温技术——包括干式和混合制冷——能降低耗水量（尽管目前这些技术的使用受效率损失和成本高企的制约）。
发电厂也可以坐落在不依靠淡水资源，而依靠盐卤、劣质水和再生水的地点。亚洲是目前全球新增核电产能的领导者，其大部分新建核电厂坐落在沿海地带，以便更多使用海水。
但在这方面也存在严重风险。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这带来的威胁可能比自然灾害（如导致2011年日本福岛灾难的海啸）更大。此外，沿海地区通常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找到合适的海边地点建立新核电厂并不容易。尽管印度拥有7,2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但其通过沿海电厂扩张核电的计划仍然因为草根反对而难以推行。
真正的能源安全只有在资源、气候和环境可持续的环境下才有可能。世界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减碳，这不但模糊了这些重要的联系，也助长了对资源稳定不利的措施。应该立即采取更加全面、统一和长期能源、水和其他资源管理和规划方针，着眼于广义环境保护。否则，我们将无法克服我们所面对的可持续发展挑战，造成灾难性后果，首当其冲的将是全世界水压力最大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