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气候活跃主义碰上民族主义

华盛顿—科学家直接有一个压倒性的共识，这个十年是人类改变当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趋势，进而让世界在2050年接近净零排放，进而避免可能是灾难性的其后风险的最后机会窗口。但是，尽管我们已经十分了解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大规模经济变革，但它们的政治影响很少有人讨论。

其后活动家掀起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国际运动，扩大了他们的政治支持并跨越了国界，而民族主义叙事则在全世界各国国内政坛得势。其核心观点——世界由民族国家构成，彼此之间无情竞争——与气候运动所强调的“一个地球”、人类团结格格不入。而这两个趋势正在走向碰撞。

尽管温室气体排放并不会尊重政治边界，气候变化会影响到全球各地，但全球变暖的影响绝不是均匀的。全球平均气温升高2℃将给印度和非洲造成极端热浪。类似地，尽管海平面上升会影响到全球地势较低地区，更极端的气候事件几乎影响到所有人，但已经陷入穷困或脆弱的群体尤其危险。问题的另一个天然国际性角度是贸易所造成的碳泄漏。温室气体在某国因为（比如）生产钢铁而被排放，而“造成”出口国排放的则是进口国对钢铁的使用。

控制全球变暖对全体国家的净收益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各种临界点（以及级联效应的可能性）意味着巨大的全球风险，不仅仅是对子孙后代而言。此外，绿色经济能带来巨大的中期机会。但是，由于气候缓和是一种全球公共品，而全球变暖和因贸易而发生的排放转移的影响因地而异，因此，通过多边谈判很难取得进展。各国政府都试图实现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下的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并且常常只考虑极短期的政治时界。最近在马德里召开的COP25气候谈判的失败很好地体现了这些困难。

因此，气候运动正确地感到，成功需要一套基于全球团结与责任的全球伦理，任何可信的方案都必须包括对绿色政策的暂时输家的补偿。团结的形式可以是直接金融转移支付或根据国家收入水平制定不同的国家排放目标或碳税的全球协议。

因此，气候变化给政治右翼带来了一个清晰的困境。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选民——包括许多保守派——对气候变化变得敏感了，因为极端气候事件和因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空气污染直接影响到他们。一些虔诚的宗教徒选民还变得同情环保主义者的诉求，教皇方济各便发布了生态学通谕《愿你受赞》（Laudato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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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解决全球变暖需要克服短期国家利益，这与复兴的民族主义叙事格格不入。发达国家尤其如此，它们将必须补偿欠发达经济体，要么直接补偿，要么通过接受差异化的权利与责任补偿。比如，拉古兰·拉詹（Raghuram G. Rajan）最近提出了一个公式，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发达国家应该出资建立一个全球基金，奖励低人均排放国。但是，根据拉詹的计划，美国每年需要为基金注资360亿美元。发达经济体的民族主义政客会同意这个公式吗，就连远远没有它雄心勃勃的计划都很难同意吧。

此外，即使宣布将致力于2015年黎气候协定的（仍不够宏大的）总减排目标的政府，如果行动需要重大短期牺牲，也会望而却步。看起来，如果没有强大的团结，保护世界免受灾难性气候变化影响所需要的严厉手段 和困难的妥协在短期几无可能——甚至全无可能。

一些气候活动家对于分配问题轻描淡写，因为他们想要建立尽可能广的政治统一战线，强调解决全球变暖给所有人带来的长期好处。一些中右翼政党，主要是在欧洲，将气候保护列为计划的一部分，但由它们和绿党组成政府的可能性容易渺茫。但全球而言，环保主义民族主义和绿色国际主义叙事的内在矛盾依然存在。

中国和印度做什么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已占全球总二氧化然排放的三分之一左右。它们的比重如果继续迅速上升，将助长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反射，令全球气候协定更加难以实现。欧盟碳边境税的计划也将受到激烈争论。欧盟的税收计划还可能引发美国的负面反应，这要取决于11月总统选举的结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指出，流行“叙事”比科技政策对经济的驱动力更大。政治亦然，考虑到气候问题在这个十年的中心地位，气候活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可能会更加深远。

事实上，这一冲突可能成为政治学的主要特征，民族主义右翼面临气候导向型选民联盟，其组成不仅有今天的绿党，还包括社会民主中左翼和传统中右翼。此外，其他问题也将与这一断层线连在一起，比如必须对因为雄心勃勃的气候缓和措施而暂时受损的群体予以国内补偿。

如果2020年的主要分歧存在于民族主义叙事和绿色国际主义之间，那么气候争论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全球问题注入国家政治。当然，结果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