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迫死灰复燃

柏林—世界各国政府正在对公民社会组织严加压迫，所采取的措施从限制性法律和官僚负担到抹黑宣传、审查和情报机关或警察赤裸裸的镇压无所不包。不管采取什么措施，政府都是在竭尽全力干扰政治、社会和环境活动家的工作，其程度之深为四分之一世纪前欧洲共产主义倒台以来所未见。

当然，政府会拿出各种理由，如与目前作为重中之重的恐怖主义相关的安全顾虑等，来论证压迫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公民社会团体的合理性。但现实是安全风险——诚然可能确实存在——并不是政府以全盘可疑为由取缔或让独立组织噤声的借口。

这一凌然不安的趋势似乎不是一个短暂现象，而是国际地缘政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信号。其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是从埃及到泰国的新兴经济体日益强调“主权”。

事实上，作为它们所宣称的保护国家主权的渴望的一部分，发展中和新兴国家政府目前对来自富裕国家的用于（比如）民主化进程的现金转移的怀疑比20世纪90年代深得多。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政府将这一对本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视为不正当干预内政，希望保持或恢复对海外资金流入的充分管制——特别是流向为公民社会行动方的资金，拜其国际联系所赐，这些资金被认为破坏国民的忠诚。

结果，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和其他外部出资者之间的现金流和网络陷入了政府前所未有的严格检查。限制或禁止外国资金源向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的法律是监督或阻挠这些群体工作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全世界大约50个国家存在或正在考虑制定类似法律。

比如，在俄罗斯，12家外国非政府组织去年6月被列入黑名单，并被威胁禁止它们在俄罗斯的一切后续活动。由于与外国组织合作可能被法律定罪，俄罗斯公民社会组织无法获得资金生命线。在以色列，在经历了激烈的争论后，国会于2月初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一半以上预算来源于外国公共机构的非政府组织必须披露资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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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在镇压群众社会运动。近几年中，地方层面的示威——示威对象包括糟糕的工作环境、非法采伐森林、掠夺土地、对环境或社会具有破坏作用的基础设施项目等——层出不穷。数字技术让本地示威者能够联系到政治网络、接触到广大国际观众，因此政府答应示威者要求的压力日增。

但政治和经济精英并不屈服于公众压力，在许多情形中，他们反而更愿意镇压示威本身。此外，他们实施了高压式媒体法律，由国家控制互联网，声称这是维护稳定、打击恐怖主义或防止西方干预主权的必要措施。

谴责群众示威并不只是极权制度的“专利”。就连民主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度——也宣称示威受外部势力操纵，从而破坏本国群众对（比如）能产生利润和增长的石油管道或煤矿的抵制。在所有这些情况中，目的是相同的：保护政治权力以及/或者确保顶层人群的经济利益。

统治者迫害为人权、性别平等、法治、LGBTI（同性恋和双性人）权利以及省会和生态导向经济政策而斗争的人绝非新鲜事。公民社会行动者可以也应该让他们的代议制政府不好受。他们是官方政策的监督者，吸引人们关注不良发展态势，发起和关注公共争论，并提供政治和社会替代方案。诸多政策进程仍需要非政府组织，如帮助实施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或保证巴黎气候协定的结果等。

公民社会空间日益缩小和关闭的问题必须成为国家议会、多边组织和国际谈判进程的讨论事项。观点、结社和集会自由是民主的核心。因此限制这些自由的做法必须被视为对一切民主政府和全球合作的挑战——并且必须被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