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气候数据差距

里约热内卢—未来几年，城市面临灾难性的气候压力和冲击，你也许会认为，城市会急于实施缓解和适应的战略。然而，大多数城市居民只是模糊地意识到这些风险，因为他们所在城市的市长、管理者和市政厅并没有收集和分析正确类型的信息。

越来越多的政府采取了减少温室气体 (GHG) 排放的战略，世界各地的城市需要更好地收集和解释气候数据。超过 11,000 个城市签署了一项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 全球共约，也有许多城市准备先于全国同行实现净零排放。然而，几乎所有人都仍然缺乏衡量进展的基本工具。

缩小这一差距已是一个紧迫问题，因为气候变化已经在扰乱世界各地的城市。几乎每个大洲的城市都在遭受热浪、火灾、台风和飓风的蹂躏。沿海城市正遭受与海平面上升有关的严重洪灾的袭击。一些特大城市及其庞杂的周边地区正在被重新思考，例如印度尼西亚准备耗资340亿美元，到 2024 年将首都从雅加达迁至婆罗洲。

更糟糕的是，尽管许多地方政府正在制定雄心勃勃的新绿色目标，但超过 40% 的城市（约 4 亿人口的家园）仍然没有制定有意义的气候准备战略。在非洲和亚洲，这一比例甚至更低——据估计，未来 30 年90% 的城市化将发生上述两个大洲。

我们知道，气候准备计划与对气候行动的投资密切相关，包括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系统性韧性。但仅有战略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扩大数据驱动的监控平台。这些系统有卫星和传感器加持，可以跟踪建筑物内外温度，提醒城市居民注意空气质量问题，并提供具体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二氧化氮）和颗粒物浓度的高分辨率信息。

科技公司是这个市场的先行者。例如，谷歌的环境洞察浏览器（Environmental Insights Explorer ）为市政官员汇总了与建筑和交通相关的排放、空气质量和太阳能潜力的数据。气候观察（Climate Watch）、气候评估项目（Project AirView,）、天窗项目（Project Sunroof）和表面颗粒物网络（Surface Particulate Matter Network）等项目正在为城市分析员提供历史数据、跟踪汽车污染和甲烷泄漏，甚至帮助个人用户确定家里的太阳能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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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值得记住的是，许多私营部门的气候数据计划都是建立在大规模、公众支持的计划的基础上的。最著名的气候数据来源是NASA，它使用卫星数据以及化学扩散和气象模型来跟踪排放，预测污染物的运动。类似地，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协会（US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ssociation）跟踪野火和烟雾（以及许多其他指标），并通过其国家环境预测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发布基于数据的预测。在欧洲，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Copernicus Atmosphere Monitoring Service） 根据其对气溶胶、大气污染物、温室气体和紫外线指数的跟踪生成五天的预报。

谷歌地球成为主要资源，其组织和充分利用主要来自公共资源的 40 多年的历史图像和数据。私营部门多年来一直在利用这些数据，因此城市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空气质量预报和信息系统（Global Air Quality Forecast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是一个易于访问的城市级数据来源，其跟踪从沙尘暴到 火灾和烟雾污染的一切。另一个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全球环境平台（Global Environment Platform），它可以提供高分辨率预测。 

一些先行城市已经开始与PlumeLabs等小型数据供应商合作，后者通过本地分布式传感器实现空气质量数据众包。但是，数据获取固然必不可少，如何利用也同样重要。就目前情况而言，数据集往往散布于平台之间，即使城市领导人同意气候紧急情况值得他们关注，从细节中提取洞见仍然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城市正在生成大量的气候数据，但还没有理出头绪。

建立一个调和的气候数据生态系统需要一个可访问的平台来整合不同的指标。数据还需要精简和标准化，从而改进对输入、输出、结果和影响的监测。更好的数据管理将改善决策，赋能普通公民，从而有望促进城市之间的合作甚至正和竞争。公共、私人和慈善合作伙伴关系可以产生催化作用，例如阿姆斯特丹、布里斯托尔、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城市与 SecDev Group 联手创建了一个交互式仪表板跟踪城市弱点。

然而，整合和标准化城市气候数据存在一些风险。当全球技术供应商涌入市场时，可能抑制数据收集和分析方面的本地创新。此外，如果过分关注每个城市的一小部分指标，我们就有可能遇到古德哈特（Goodhart）定律：一旦某个指标成为目标，人们就会开始玩弄它。以旨在减少汽车排放的目标为例，这些目标导致人们生产旨在通过排放测试，而不是排放较低的汽车。

类似地，当气候数据更加集中时，政治和企业利益集团可能会更有动力通过游说和其他方式使其有利于自己。政策制定者需要确保任何可能敏感或个性化的数据都被保密和保护，并且数据集和用它们进行训练的算法避免重现结构性偏见和歧视。

这些危害大部分可以通过实验及早发现并避免，城市采取各自独特的战略和大有可为的新指标。但除非城市扩大其监测和数据收集系统，否则它们实现气候目标的机会很小。更好的分析有助于提高对气候风险的认识，优化应对措施，确保缓解和适应战略更加公平。要想管理气候危机，我们必须先能够测量它，而要想测量它，我们必须能够收集和分析正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