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西方世界崛起势不可挡

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国会沦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吗? 英国前记者休·佩曼（Hugh Peyman）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中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中国经济已经在一些指标上超过美国，印度也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类似的超越。他表示，广义上的“非西方世界”对西方世界构成的挑战日益增长，而西方却持续低估这些挑战者的实力。

休·佩曼并非首个预见包括日本在内的地缘政治上的非西方国家崛起的人士。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早在2007年就预言，中国以购买力平价（按1990年美元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很快超过美国，而印度紧随其后。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印度的GDP将在2050年超越美国；到2060年，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GDP总和将达到116.7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49%，为美国经济体量的三倍。

这种趋势不应令人过于意外，尤其考虑到非西方国家的人口数量远多于西方。正如休·佩曼所指出的，中国和印度的人口都是美国的四倍，因此即使他们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印两国的GDP总和也将是美国的两倍。他强调，“人口数量决定了西方只占全球的10%，其它国家占了90%。”

当然，从GDP比重看，西方在全球的经济实力常常是远超其人口所占比重。1950年，西方（含日本）的人口仅占全球22.4%，却贡献了全球59.9%的GDP，而同期的亚洲（除日本外），虽拥有了世界人口的51.4%，却仅贡献全球GDP的15.4%。

这种失衡可归因于工业革命带给西方的经济发展优势，以及西方对殖民地的剥削。回溯到1820年，世界各国的人口比重与GDP贡献占比要比今天平衡得多：亚洲（除日本外）占全球人口的65.2%，同时贡献了全球56.4%的GDP。

不过，到本世纪中叶，“非西方”国家的人口预计将会是西方（含日本）人口的3.8倍，GDP总和将相当于西方的1.7倍。正如休·佩曼所指出，“非西方”国家投资的增长，尤其是对教育的投资，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并在重新平衡全球产出与收入分布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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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投资将持续产生丰厚的回报。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去年预测，在新的多极世界秩序中，“技术可能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前线”。由于人力资本与良好的治理是将技术进步转化为生产力增长的关键，亚洲在这方面具有优势：到2030年，亚洲地区将培养出占G20国家总数70%以上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毕业生，其中中国将独占35%，印度占27%。

此外，尽管“非西方”国家在尖端研究方面可能稍显落后，但他们善于将西方的创新应用于产品和服务。休·佩曼在书中依据他在中国城市的生活经验和对中国企业的研究，描绘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这些中国转型经验又被其他非西方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效仿。针对中国将在人口迅速老龄化、过度威权主义、巨大债务负担、增长放缓的压力下崩溃的警示，休·佩曼在其书中都有具体实例一一给予回应。他结合许多案例，阐述了中国如何成功地利用其规模经济、企业家精神和创新举措来推进其目标、改善其利益。

令人遗憾的是，休·佩曼感叹，美国仍“迷失在其自身优越性的偏见”中，以至于“迟迟看不到其自身力量的式微。”事实上，大多数西方人也都想当然地认为，“非西方”世界多元而分散，无法形成合力对长期主导世界秩序的西方国家形成持久的冲击。

然而，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南韩等国家的增长经验已经昭示世人，只要给予机会，“非西方”的力量至少在制造业、出口、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司治理等方面不逊于许多西方国家。如今，印度籍的高管们正管理着西方的一些顶尖企业。与此同时，许多西方国家尚未能实现国内的“社会和谐、共同繁荣和公共卫生安全”。

即使西方已经意识到其地位在逐渐下滑，正如休·佩曼所言，适应这种变化并非易事。考虑到世界大多数的人口都生活在非西方国家，“非西方”世界的人们将不会再接受“被排除在全球决策之外”。他们无意反过来将西方世界排除在外，而是希望重塑或修正原本完全由西方制定的全球规则，并在其中发挥相应的领导作用。

在总结中，休·佩曼敦促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各自代表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领导人）学习1970年代初期的理查德·尼克松与毛泽东，尽快达成应对21世纪全球挑战的大和解（grand bargain）合作协议。这个协议将帮助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在气候变化等关键全球挑战上进行更广泛的合作，并同时降低两者间毁灭性冲突的概率。

当然，我们还必须在日益增长的国家权力和日渐衰弱的市场力量之间找到一个和解（a bargain）平衡点。毫无预兆的、单方面的政策改变，如突然宣布实施或强化制裁，必然会影响民营企业的经营并损害他们的盈利能力。要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情况下呵护经济活力，各国需要明确并尊重所有管理私营部门贸易和投资的规则，包括那些有关国家安全的“红线”。即使人口和GDP都不占绝对优势，有能力可靠地提供这类规则的国家将有望掌握重塑全球秩序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