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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import tariffs have triggered a wave of retaliatory measures, setting off a trade war with key partners and raising fears of a global downturn. But while Trump’s protectionism and erratic policy shifts could hav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the greatest victim is likely to be the United States itself.
warns that the new administration’s protectionism resembles the strategy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once tried.
It took a pandemic and the threat of war to get Germany to dispense with the two taboos – against debt and monetary financing of budgets – that have strangled its governments for decades. Now, it must join the rest of Europe in offering a positive vision of self-sufficiency and an “anti-fascist economic policy.”
welcomes the apparent departure from two policy taboos that have strangled the country's investment.
新德里—从阿根廷到土耳其，从南非到印度尼西亚，新兴市场再次被金融动荡席卷。但我们不要忘了其中最大，也许也是最有问题的一个：中国。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增长似乎违反了一些经济学基本定律。比如，斯坦因定律（Stein’s Law）认为，既然事情不能永远继续下去，它总会停止。但中国债务一直在上升。
事实上，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中国公司、政府和家庭债务在过去十年就增加了23万亿美元左右，其债务-GDP之比升高了大约100个百分点，来到250%以上。这已经超过经常导致金融危机的水平几个数量级了。
诚然，中国的议席而债务被用来扩大工业基础和制造业。但大部分用来维持亏钱公营企业和重复建设的公用设施和住房投资。
中国的内部失衡指向了另一个它成功打破了的经济学定律。对正常国家，累积巨量剩余产能会导致投资和GDP增长大幅下降。这反过来将产生金融抑制，如果警示信号得不到重视的话，危机也将接踵而至。但中国的经验截然不同。其GDP增长有所放缓，但投资保持强劲，银行体系也没有承压。
对于中国经济突出的坚韧性，一个常规的解释是它拥有巨大的国内储蓄池和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可以用来消除金融恐慌。并且政府资产负债表仍足够救助没有自生能力的金融企业，因此能够解决重要行业的任何压力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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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恢复力的另一个常见解释是政治。高度集中的决策使其能够迅速地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官方遏制外汇外流。在这个独一无二的受控制——并可控制——社会，源自经济破坏的常见经济压力都可以游刃有余地得到管理。
这些观点固然有理，但值得商榷。中国经济例外论正受到已有压力——即国内债务累积——和新情况——包括美国贸易壁垒、针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地缘政治反弹以及（特别是美国的）货币条件紧缩所组成的完美风暴的威胁。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改变了经济模式，从出口转向内源增长。但这一再平衡要求更多的债务和投资，从而制造了更大的崩溃风险。因此，政府不得不如履薄冰，在经济需要的时候小心翼翼地予以刺激。其平衡政策没有行动指南。现在看似温和的政策干预，有可能很快就会显得过度。斯坦因定律总会在某个时候证明自己。
中国增长所面临的新威胁中，首屈一指的是美国贸易政策。目前，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只影响到截至5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但在7鱼粉，特朗普宣布了新一轮关税，目标新增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或对美出口总额的15%。中国面对特朗普的持续威胁的反应相当“配合”，表现出其脆弱性正在增加。
外部需求的第二个威胁来自中国重商主义政策的穷途末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发展出一个规模巨大的出口行业，部分原因在于允许人民币贬值。但最近，它开始通过其他手段保持该方针，即用BRI为其他国家购买中国商品和服务融资。可称之为中国重商主义2.0。
问题在于，重商主义2.0现在受到了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打击。政治上，中国贷款的接收方——从斯里兰卡到马来西亚和缅甸——都表示反对BRI和它的新帝国主义味道。经济上，沉重的BRI融资条件导致至少八个国家债务积累到了危险水平（据全球发展中心数据）。
比如，马来西亚已经不得不取消价值220亿美元的中国支持项目。斯里兰卡不得不回归IMF寻求帮助，因为过多的中国进口品对其对外账户造成了影响。巴基斯坦也可能很快就将被迫做同样的事情。随着更多国家开始担心BRI，它们也将减少从中国的贷款和进口。
与此同时，美国利率的稳步升高形成了第三道冲击。随着美国利率超过中国利率，资本将流出中国，今年在其他新兴市场就是如此。因此，中国领导人将面临经典的新兴市场困境。如果它放任人民币贬值，有可能在短期内加剧资本外逃并导致美国将其列为货币操纵国。但如果它想要支撑人民币，就必须像2015年那样，在消耗掉一万亿美元储备。
或者，中国政府可以重新引入严厉的资本管制。但这将扼杀外部需求，破坏更广泛的经济管理，也让中国对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主张（包括人民币国际化）信誉扫地。
在这场经济挑战的完美风暴中，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像所有人认为的那样，一切尽在掌握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质疑。习近平要想做好的话，不但要牢记斯坦因定律，也不能忘记多恩布什定律（Rüdiger Dornbusch’s Law），该定律认为，“危机的到来过程比你想象的长得多，而当它发生时，有比你认为的快得多。”
迟早，中国例外论要让位给经济学定律。世界应该做好准备。后果可能是严重的——要比近期所经历过的都要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