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因其在确定最优碳定价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论(以及一般性的标准碳定价模型)的逻辑看起来完美无瑕:定量分析气候变化的预期伤害,并与今天减少排放的成本相比较。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气候系统的惯性意味着大部分伤害会积累到遥远的未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而大部分减排成本当下就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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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end of a year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upheaval, Project Syndicate commentators share their favorite books from the past 12 months. Covering a wide array of genres and disciplines, this year’s picks provide fresh perspectives on the defining challenges of our time and how to confront them.
ask Project Syndicate contributors to select the books that resonated with them the most over the past year.
纽约—许多政策挑战的核心是“现实派”和“激进派”的冲突。比如,美国民主党初选竞争就是如此,气候变化争论亦然。温和的碳定价这样的渐进性政策是否能够救我们于水火?气候变化是否需要更具革命性的方针?
通常,回答这一问题依靠的是直觉和政治感觉,而不是严格的分析。争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年轻的理想派和理性的温和派之间的代际分歧。最近,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对17岁的瑞典气候活动价格雷塔·桑博格(Greta Thunberg)嗤之以鼻,说她应该好好学学经济学。
作为权衡科学,经济学确实有助于约束和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至少在理论上,经济学家拥有确定减少碳排放的成本与收益的工具。但如何正确地计算已经困扰了经济学数十年之久。
2018年,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因其在确定最优碳定价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论(以及一般性的标准碳定价模型)的逻辑看起来完美无瑕:定量分析气候变化的预期伤害,并与今天减少排放的成本相比较。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气候系统的惯性意味着大部分伤害会积累到遥远的未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而大部分减排成本当下就会发生。
此外,收益与成本的计算存在内在不对称性。两边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这个问题需要大胆的外推和粗犷的猜测。但是,在计算收益时,一般只有“已知的已知”能够进入标题数字,而成本的偏差正好相反:清洁能源技术的进步基本都被忽视了,尽管它们可能带来降低成本的效果。
这些偏差并没有阻止经济学拿出信心满满的成本效益分析。诺德豪斯的著名模型只要求不到20个主方程。他的结论是,今天排放的每吨二氧化碳应该定价于40美元左右。相反,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巨型报告中,伦敦经济学院的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认为按照今天的美元计算,这一价格应该在100美元一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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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估算之间的巨大差异反映了不同的贴现方法,即社会如何(或应该如何)估值未来。诺德豪斯用的初始年贴现率为4.25%左右,并随着时间而略微降低;而《斯特恩评论》将贴现率定为 1.4%,即更加强调相对于今天治理的成本的未来伤害。
这些分析都可谓兹事体大,因为其规模涉及全球,时限漫长,且不确定性巨大。但这两个方法都没有考虑不可逆转的地球临界点的可能性,比如格陵兰冰原永久融化或珊瑚礁漂白。已故的哈佛大学的马丁·威茨曼(Martin L. Weitzman)当时指出,《斯特恩评论》 “因为错误的理由而正确”。
威茨曼的工作强调气候尾部风险,该风险可能远高于一切标准的成本收益分析。他非常深入地指出,根据定义,极端的、真正灾难性的后果是非常罕见的,但他认为,此类事件可能引起的重大后果将影响到我们的决策。因此,威茨曼一生都拒绝接受最优化碳定价。在他和我2015年合著的《气候冲击》(Climate Shock)一书中,我们也只是说,因为某些不确定性,来自标准成本收益分析的40美元左右的碳定价只能用作绝对下限。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传统经济模型大多忽视气候风险与经济状态的互动问题。但如果减排投资遵循职业资产管理者的逻辑会如何?有很好的理由表明,投资者会投资债券,哪怕它们的平均回报远低于股票:债券风险较低。因此,即使经济状况不佳,也会有投资者有利可图。
在《气候冲击》中,我们的主人公之一是罗伯特·利特尔曼(Robert Litterman),他是前高盛风险管理高管,震惊于标准的气候变化成本收益分析处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方式。利特尔曼、我和哥伦比亚商学院的肯特·丹尼尔(Kent Daniel)一起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气候经济学模型,认真考虑了金融业的基本洞见。
《斯特恩评估》只是简单粗暴地选择了给定的贴现率,而我们将贴现率作为我们的方法的结果,而不是方法的输入要素。我们将大气中的碳处理为“资产”(只不过是负收益资产),以此运用金融业的资产定价方法来校准碳定价。最终,不论我们如何竭尽全力,都不能让碳定价位于每吨100美元以下。
与此同时,其他分析得出的碳定价为200美元至400美元每吨不等,甚至更高。但即使你规定碳定价应该在100美元每吨,也意味着汽油价格应在0.90美元每加仑(3.8升)——如此水平的油价更像是一场革命,而不是温和的政策手段。
尽管如此,可能的公众反应也不能让这个数字“错误”,甚至算不上特别激进。经济学也许是关于权衡的科学,但地球物理学提供了预算硬约束,哪怕——或者说尤其是——经济学家无法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激进派忽视物理学,继续藏身于完全不充分的成本效益分析之后,无视显而易见的地球迅速变暖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