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许多政策挑战的核心是“现实派”和“激进派”的冲突。比如，美国民主党初选竞争就是如此，气候变化争论亦然。温和的碳定价这样的渐进性政策是否能够救我们于水火？气候变化是否需要更具革命性的方针？
通常，回答这一问题依靠的是直觉和政治感觉，而不是严格的分析。争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年轻的理想派和理性的温和派之间的代际分歧。最近，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对17岁的瑞典气候活动价格雷塔·桑博格（Greta Thunberg）嗤之以鼻，说她应该好好学学经济学。
作为权衡科学，经济学确实有助于约束和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至少在理论上，经济学家拥有确定减少碳排放的成本与收益的工具。但如何正确地计算已经困扰了经济学数十年之久。
2018年，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因其在确定最优碳定价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论（以及一般性的标准碳定价模型）的逻辑看起来完美无瑕：定量分析气候变化的预期伤害，并与今天减少排放的成本相比较。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气候系统的惯性意味着大部分伤害会积累到遥远的未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而大部分减排成本当下就会发生。
此外，收益与成本的计算存在内在不对称性。两边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这个问题需要大胆的外推和粗犷的猜测。但是，在计算收益时，一般只有“已知的已知”能够进入标题数字，而成本的偏差正好相反：清洁能源技术的进步基本都被忽视了，尽管它们可能带来降低成本的效果。
这些偏差并没有阻止经济学拿出信心满满的成本效益分析。诺德豪斯的著名模型只要求不到20个主方程。他的结论是，今天排放的每吨二氧化碳应该定价于40美元左右。相反，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巨型报告中，伦敦经济学院的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认为按照今天的美元计算，这一价格应该在100美元一吨以上。
两项估算之间的巨大差异反映了不同的贴现方法，即社会如何（或应该如何）估值未来。诺德豪斯用的初始年贴现率为4.25%左右，并随着时间而略微降低；而《斯特恩评论》将贴现率定为 1.4%，即更加强调相对于今天治理的成本的未来伤害。
这些分析都可谓兹事体大，因为其规模涉及全球，时限漫长，且不确定性巨大。但这两个方法都没有考虑不可逆转的地球临界点的可能性，比如格陵兰冰原永久融化或珊瑚礁漂白。已故的哈佛大学的马丁·威茨曼（Martin L. Weitzman）当时指出，《斯特恩评论》 “因为错误的理由而正确”。
威茨曼的工作强调气候尾部风险，该风险可能远高于一切标准的成本收益分析。他非常深入地指出，根据定义，极端的、真正灾难性的后果是非常罕见的，但他认为，此类事件可能引起的重大后果将影响到我们的决策。因此，威茨曼一生都拒绝接受最优化碳定价。在他和我2015年合著的《气候冲击》（Climate Shock）一书中，我们也只是说，因为某些不确定性，来自标准成本收益分析的40美元左右的碳定价只能用作绝对下限。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传统经济模型大多忽视气候风险与经济状态的互动问题。但如果减排投资遵循职业资产管理者的逻辑会如何？有很好的理由表明，投资者会投资债券，哪怕它们的平均回报远低于股票：债券风险较低。因此，即使经济状况不佳，也会有投资者有利可图。
在《气候冲击》中，我们的主人公之一是罗伯特·利特尔曼（Robert Litterman），他是前高盛风险管理高管，震惊于标准的气候变化成本收益分析处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方式。利特尔曼、我和哥伦比亚商学院的肯特·丹尼尔（Kent Daniel）一起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气候经济学模型，认真考虑了金融业的基本洞见。
《斯特恩评估》只是简单粗暴地选择了给定的贴现率，而我们将贴现率作为我们的方法的结果，而不是方法的输入要素。我们将大气中的碳处理为“资产”（只不过是负收益资产），以此运用金融业的资产定价方法来校准碳定价。最终，不论我们如何竭尽全力，都不能让碳定价位于每吨100美元以下。
与此同时，其他分析得出的碳定价为200美元至400美元每吨不等，甚至更高。但即使你规定碳定价应该在100美元每吨，也意味着汽油价格应在0.90美元每加仑（3.8升）——如此水平的油价更像是一场革命，而不是温和的政策手段。
尽管如此，可能的公众反应也不能让这个数字“错误”，甚至算不上特别激进。经济学也许是关于权衡的科学，但地球物理学提供了预算硬约束，哪怕——或者说尤其是——经济学家无法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激进派忽视物理学，继续藏身于完全不充分的成本效益分析之后，无视显而易见的地球迅速变暖的风险。
纽约—许多政策挑战的核心是“现实派”和“激进派”的冲突。比如，美国民主党初选竞争就是如此，气候变化争论亦然。温和的碳定价这样的渐进性政策是否能够救我们于水火？气候变化是否需要更具革命性的方针？
通常，回答这一问题依靠的是直觉和政治感觉，而不是严格的分析。争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年轻的理想派和理性的温和派之间的代际分歧。最近，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对17岁的瑞典气候活动价格雷塔·桑博格（Greta Thunberg）嗤之以鼻，说她应该好好学学经济学。
作为权衡科学，经济学确实有助于约束和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至少在理论上，经济学家拥有确定减少碳排放的成本与收益的工具。但如何正确地计算已经困扰了经济学数十年之久。
2018年，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因其在确定最优碳定价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论（以及一般性的标准碳定价模型）的逻辑看起来完美无瑕：定量分析气候变化的预期伤害，并与今天减少排放的成本相比较。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气候系统的惯性意味着大部分伤害会积累到遥远的未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而大部分减排成本当下就会发生。
此外，收益与成本的计算存在内在不对称性。两边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这个问题需要大胆的外推和粗犷的猜测。但是，在计算收益时，一般只有“已知的已知”能够进入标题数字，而成本的偏差正好相反：清洁能源技术的进步基本都被忽视了，尽管它们可能带来降低成本的效果。
这些偏差并没有阻止经济学拿出信心满满的成本效益分析。诺德豪斯的著名模型只要求不到20个主方程。他的结论是，今天排放的每吨二氧化碳应该定价于40美元左右。相反，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巨型报告中，伦敦经济学院的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认为按照今天的美元计算，这一价格应该在100美元一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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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估算之间的巨大差异反映了不同的贴现方法，即社会如何（或应该如何）估值未来。诺德豪斯用的初始年贴现率为4.25%左右，并随着时间而略微降低；而《斯特恩评论》将贴现率定为 1.4%，即更加强调相对于今天治理的成本的未来伤害。
这些分析都可谓兹事体大，因为其规模涉及全球，时限漫长，且不确定性巨大。但这两个方法都没有考虑不可逆转的地球临界点的可能性，比如格陵兰冰原永久融化或珊瑚礁漂白。已故的哈佛大学的马丁·威茨曼（Martin L. Weitzman）当时指出，《斯特恩评论》 “因为错误的理由而正确”。
威茨曼的工作强调气候尾部风险，该风险可能远高于一切标准的成本收益分析。他非常深入地指出，根据定义，极端的、真正灾难性的后果是非常罕见的，但他认为，此类事件可能引起的重大后果将影响到我们的决策。因此，威茨曼一生都拒绝接受最优化碳定价。在他和我2015年合著的《气候冲击》（Climate Shock）一书中，我们也只是说，因为某些不确定性，来自标准成本收益分析的40美元左右的碳定价只能用作绝对下限。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传统经济模型大多忽视气候风险与经济状态的互动问题。但如果减排投资遵循职业资产管理者的逻辑会如何？有很好的理由表明，投资者会投资债券，哪怕它们的平均回报远低于股票：债券风险较低。因此，即使经济状况不佳，也会有投资者有利可图。
在《气候冲击》中，我们的主人公之一是罗伯特·利特尔曼（Robert Litterman），他是前高盛风险管理高管，震惊于标准的气候变化成本收益分析处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方式。利特尔曼、我和哥伦比亚商学院的肯特·丹尼尔（Kent Daniel）一起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气候经济学模型，认真考虑了金融业的基本洞见。
《斯特恩评估》只是简单粗暴地选择了给定的贴现率，而我们将贴现率作为我们的方法的结果，而不是方法的输入要素。我们将大气中的碳处理为“资产”（只不过是负收益资产），以此运用金融业的资产定价方法来校准碳定价。最终，不论我们如何竭尽全力，都不能让碳定价位于每吨100美元以下。
与此同时，其他分析得出的碳定价为200美元至400美元每吨不等，甚至更高。但即使你规定碳定价应该在100美元每吨，也意味着汽油价格应在0.90美元每加仑（3.8升）——如此水平的油价更像是一场革命，而不是温和的政策手段。
尽管如此，可能的公众反应也不能让这个数字“错误”，甚至算不上特别激进。经济学也许是关于权衡的科学，但地球物理学提供了预算硬约束，哪怕——或者说尤其是——经济学家无法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激进派忽视物理学，继续藏身于完全不充分的成本效益分析之后，无视显而易见的地球迅速变暖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