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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end of a year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upheaval, Project Syndicate commentators share their favorite books from the past 12 months. Covering a wide array of genres and disciplines, this year’s picks provide fresh perspectives on the defining challenges of our time and how to confront them.
ask Project Syndicate contributors to select the books that resonated with them the most over the past year.
波兹南—现今的经济危机给本月在波兰举行的气候变化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当谈判者希望能够就达成国际气候协议取得具体进展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污染排放国则不够专心—美国在操心防止总统换届期间发生金融体系的崩溃，中国在关注国内投资的下滑和国外对其制造产品的需求减少。在美国的房屋价格和退休储蓄下降而中国的失业人数上升之时，观察家们担心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不太愿意削减它们的排放。
这里的矛盾之处在于这场危机向中美两国展示了一个达成协议的特殊机会。这个协议将为达成全球性的气候协议奠定基础。实际上，最近美中之间一年两度的战略经济对话（在气候会议开始的前一周已经举行）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开始在“十年能源和环境合作框架”下进行工作，这一框架是本年早些时候建立起来的。
在双边采取主动之前，有整整十年美国避免参与国际间处理气候变化的尝试，担心如果它采取了行动而中国按兵不动，世界就无法实现减排目标，美国的工业也会陷于不利之境。中国则反击说它的历史和人均排放量都远远低于美国水平；就算把国家的总排放水平和美国拉平，旧金山的人均碳预算也比上海高出五倍。
战略经济对话规避了两国在责任分担上的差异，相反，它关注二者的共同之处。两国的交通都依赖进口的石油，发电则依靠国内的煤炭。两国都拥有强力的国家政府，拥有各自为政的规章制度和能源供应系统。但是两国的经济结构，以及推动能源需求的因素—于是包括温室气体的排放—却大相径庭。正是这种差异为正面处理气候变化提供了最佳时机。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互为镜像，在大规模的全球失衡中处在相对立位置。美国花费太多储蓄太少，面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达到2500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信贷来自中国，这里的公司和公民储蓄太多而消费太少，多余的货物和资本流往国外。
宏观经济的不平衡从两国的碳排放量就可见一斑。在美国，超过70%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于和消费者相关的活动，无论是耗油的SUV还是耗电的大型独栋别墅。而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中有超过70%来自工业，光是钢铁生产就消费了国家能源资源的18%，几乎是全中国所有家庭消费量的两倍。化工行业比所有私人交通耗费的能源还多，铝业生产在耗电量上和商业部门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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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为达成气候协议进行谈判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均衡是个好消息。它可能促成这样一种减排体系，这一体系既尊重中国家庭的发展需求，又处理美国公司关心的竞争力事宜，同时还能坚持植根于国际谈判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
意识到自身超大的历史排量和人均排量，美国应该同意就整个经济展开减排，这和和现在正在考虑的美国国内气候立法相一致。中国应该暂时免于承担和消费者相关联的责任，但在认识到这些部门实施有效减排需要相应的国际行动后，也应该承担自身在工业生产上的责任。
考虑到国家安全，空气和水的质量，以及单纯的经济效益方面的原因，中国领导人已经渴望控制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了。仅仅生产钢铁，水泥，化学制品，纸张，铝就耗费了中国能源需求的几乎一半，还制造了将近一半的空气污染。这种污染每年夺去了超过三十万人的生命，还造成了将近一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但在中国的7.7亿劳动力大军中，这五种行业合计来也只雇用了1400万人而已，少于他们十年前的雇用人数。对于一个面对用工危机的国家来说，投资高能耗产业是一种失策。利用气候政策来规范这些行业将有助于重新平衡经济，同时减少中国的排放量。如果中国向其高能耗制造业征收碳价格，美国将不必在更大范围内冒更小的风险针对国际贸易机制采取同样的做法，这种机制是中美双方都依赖的。
目前的危机已经化解了部分不均衡，这些不均衡刺激了两国能源和环境方面的提出的挑战。美国的石油需求已经滑落了8%，因为消费者紧缩开支；中国的电力需求则下滑了10%，因为高能耗产业削减了生产。机智应对危机能够让这些趋势长久保持。如果美国的复苏计划包括提供资金来增加房屋的御寒性能，升级电网和帮助汽车行业提高燃料效能，未来的美国消费将更加绿色，气候政策付出的代价也会变小。
如果中国加强控制高能耗的制造业，从而解放投资资本，将其用于轻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就将伴随一种污染降低，雇工增多的增长模式从危机从解脱出来。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在危机当中就这些事宜达成一致，它们将为明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变化谈判铺平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