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政治

伦敦——

英国工党的领导人选举并不是惊动世界的大事件，但是两个兄弟（大卫·米利班德和埃德·米利班德）最近的角逐不仅为一个夺人眼球的家庭剧提供佐料，而且还显示了民主文化中一些经常未被注意的奇异特征以及民主领导制度中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奇怪关系。

从传统意义来说，政治或者至少权力的行使是一桩家庭事务。国王通常渴望得到男性继承人，因为权力要通过宗族关系来传授给子女。

世袭权力并不一定能带来温馨开放的家庭关系。为了得到一个儿子，亨利八世宁愿处死两个妻子，推翻基督教的统治地位。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有许多例子表明皇家的妃嫔为了让自己的子女继位而杀害其他妃嫔的子嗣。为了阻止内战，奥斯曼人发明了“皇家兄弟杀戮法”。

无论涉及绝对的忠诚或者仇杀式的对立，传统政治很少与个人情感分割。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度也是如此。在西方民主中，个人情感应该要完全与客观的团体利益代表分开，起码理论上是这样的。

民主起源于希腊，它的开端是创造一种与家族以及家庭的强烈情感相分离的公共领域。更有甚者，现代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安格鲁·撒克逊型民主制度——不仅试图把公私分开，而且把个人与政客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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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分割深深地印在民主制度领域中。在美国或者英国的总统/首相辩论后，可能一直指责对方犯下最难宽恕罪行的竞选人相互热烈握手，并露出友好和鼓励的笑容。

不管巴拉克·奥巴马多么憎恨乔治W·布什的观点，他都必须与在机密的（毫无疑问是友好的）会议中从这位前总统那获知国家秘密。在议会辩论中，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可能是头等大事，但是人身攻击是不被允许的。

毫无疑问，这对规范的民主行为来说是合适且必要的，但是对于那些不适应这种制度的人来说，调和厌恶和友好似乎是违反直觉的。事实上，从情感政治转向客观政治是各国民主人士面临的最大挑战。

例如，在1989年以前的东欧，政治人士的意识形态立场被视为与其道德和情感内心相连的。人们不仅指责那些处于错误政治阵营的人的错误观点，而且认为这些人的本质是坏的，因此人们谴责并憎恨他们。

想到你会愉快地对待政治敌人，可能还和他们在数小时后共饮一杯，或者联合组建政府，你不仅觉得不自然，甚至还觉得有点不正派。事实上，在一些年轻的民主国家或者一些更为动荡的文化中，个人情感并不能总是被移除出政治领域。

就在去年，人们可以看到伊拉克、台湾、土耳其以及更为明显的乌克兰，它们的议会发生互殴事件。对我们来说，这种行为是很不妥当的，甚至是野蛮的。而那些参与者可能认为这是正当情感的自然宣泄。

很明显，议会冲突并不是可取的民主方式。但是个人与政治人士间能分隔多久？我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赞同这种分隔？

米利班德兄弟的角逐是一个反家族关系的极端例子——试图把政客从各种个人纽带中分离。当两个兄弟站在政治演讲台上批驳各自的观点时，他们试图维持一种双重假象：一方面，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偶然的激烈争论并不会破坏他们的兄弟关系。

在一段时间内，他们每人都礼貌地竞选。但是当弟弟埃德在最后关头以微弱的优势赢得领导权时，这种复杂的双重假象暴露无遗。在媒体上，到处出现伊索盗取雅各布与生俱来的权利、以及许多莎士比亚悲剧来比喻他们的选举。大卫·米利班德要退出主流政治的决定表明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斩首。人们想知道埃德·米利班德是否会与麦克白一样，被他自己犯下的心理暴力所缠绕和制约。

在评判关键职位的候选人时，我们被要求避免“个人政治”，忽视政客们的一些方面，如他们的精神生活、个人行为（除非是明显的违法行为）、长相以及审美观。实际上，很少有人能把这些评判标准分割开来。可能分割这些评判标准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可能不希望政治家被个人利益所驱动，但是我们需要承认政治家们也有自我的一面，这是由许多因素和情感形成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想把政治视野降格为政策加工，那么我们就需要记住——为了能拥有更全面更现实的判断——政治家们也是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