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米（青蛙）的银行家

香港-- 《芝麻街》青蛙科米（Kermit the Frog）曾经哀叹，“生而绿，大不易。”如今，这一感叹也可用于描述当前的全球经济——只不过现在如何变绿（转变为绿色经济）才是问题所在。

去年9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for Climate Change）警告说，如果世界再不转变增长模式，全球气温将升高4—6℃，远远超出被认为是“安全”的2℃升温水平。这促使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今年1月敦促政治、经济和金融各界领导人加紧努力，争取在2015年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

高层协议虽然重要，但若不能实现对智能电网、能源储存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大额投资，这些协议将收效甚微。事实上，国际能源署估计，从现在到2050年，每年需要投入1万亿美元才能让世界经济走上可持续道路。

尽管这看起来是一笔巨款，但其实只相当于全球GDP的1%和不到全球金融资产的0.3%。此外，自2007年以来，主要国家的央行已经证明，它们可以每年将资产负债表扩大1万亿美元以上而不触发通胀。也就是说，世界能够负担绿色经济的转型成本。

尽管如此，去年绿色投资规模只有2,540亿美元——这意味着每年的缺口将近7,500亿美元。为了弥补这一缺口，发达国家政府正在用有限的公共资金促进私人部门投资。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对绿色金融的贡献正在快速增加，非经合组织国家的国内清洁能源融资规模在2008年便已超过经合组织国家。

但问题仍在于，当前的市场结构限制了市场根据气候变化作出调整的能力。真正需要的不是钱，而是纠正市场失灵的政治意愿，即需要从根本上转变投资者对经济活动评估起决定作用的衡量指标、制度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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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绿色项目的实际成本和收益明确无疑时，银行才会愿意提供贷款。私人资本的回报（利润和损失）加上“社会”资本的回报必须为正。当前GDP衡量指标忽略了基于化石燃料的私人活动的负面外部作用，导致污染严重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大量浪费。没有完整的成本核算，一些最糟糕的经济活动将继续表现出极其丰厚的利润。

向绿色经济的成功转型需要新的衡量指标。好消息是一些国家已开始着手计算二氧化碳排放的隐形成本。在美国，碳的“社会成本”从每吨排放量21美元提高到35美元。在中国，公布PM2.5水平在动员公众支持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上起到了关键作用。现在，我们需要类似的指标来衡量其他形式的自然资本破坏，如森林采伐、珊瑚礁白化、废水排放和土壤退化等。

在建立了这些指标后，必须将它们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纳入私人和公共财务报表。一些公司已开始在年报中披露关于公司行为对社会和环境影响的详实细节，并将最终形成完整的报告。

但要实现真正的变化，光靠道德观念是不够的。至于如何防止不作为，决策者必须充分利用所有工具和手段优势，包括立法、报告指引、税收、激励和公共教育。孟加拉国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金融监管者已经开始向正确的方向迈进，引入了促进金融包容的规则。中国银监会的绿色信贷指引要求金融机构考虑贷款组合的环境风险。

最后，我们需要诚实地探讨当前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优点和局限性。量化宽松和近零利率等央行补贴应该针对绿色项目增加低成本的融资供给。然而事实上它们却增加了日益庞大的金融机构的利润，而流向中小企业和长期项目的信用受到了严重制约。

讽刺的是，旨在加强金融稳定的监管总是奖励短视行为（更高的流动性），反而导致长期项目的风险权重和成本的增加（大部分绿色投资是长期项目）。监管者必须意识到，如果实体经济不可持续，银行改革就无法保护人民的生活，更不用说保护金融系统了。将绿色投资要求提高区区0.5%便足以弥补年度融资缺口。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是我们忽视了外部性（影子价格和机构），放任不稳定和不公平的滋生。建立更稳定、更可持续的未来，需要理顺政策、价格和激励机制的关系。正如科米所言，“变绿决非易事”。然而，问题是如果我们不作为，那结果就是一起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