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气候经济学

纽约—本周五，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对全球变暖的证据的最新评估表明，世界气候科学家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确定人类活动——主要是燃烧化石燃料——正在引起气温和海平面升高。

近几年来，一系列极端天气事件——包括纽约和新泽西的桑迪飓风、中国的洪水和美国中西部、俄罗斯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旱灾——造成了严重伤害。上周，墨西哥经历了太平洋和墨西哥湾飓风的同时袭击，飓风过境之处，村镇和城市俱毁。气候变化是此类事件的重要因素，而且我们面临的局面越来越糟糕。

这把一个新争论带到了舞台中央：如何协调越来越多的行动以降低伴随强劲经济增长出现的温室气体排放。

这一争论已经迷失在争议之中。大部分国家已开始动真格投资于可再生能源，许多国家更是开始实施碳定价和监管，与此同时，批评家指责这些政策会阻碍增长。全球经济仍在从2008年金融动荡中复苏，更高的能源价格——无法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充分抵消——让商业和政治领袖颇为担心。

页岩气的出现让能源争论更加扑朔迷离了。用气代替煤不失为通往低碳未来的捷径。但是，令人震惊的是，用量增加最剧烈的恰恰是最肮脏的燃料——煤。公司和投资者通过采取些许资源效率措施、投资些许低碳资产对冲赌注，但他们的高碳投资组合和行为并未出现多大改变。一些国家的政策犹豫也不利于大局。

加强行动的支持者回应道，低碳投资可以带来强劲得多、洁净得多的增长。他们指出，随着学习和发现的进行，能源效率能带来节约，而清洁能源技术能带来市场机会。他们试图证明，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给世界各大城市、（通过减少空气污染）给人民健康、给能源安全带来诸多好处，也能让穷人获得更多的能源。他们建议发行绿色债券，敦促上市投资银行利用世界利率较低、许多国家需求受抑制的时机为新基础设施和就业提供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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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很严肃的经济学争论，但它们往往演化为关于经济危机的合理应对措施和政府干预市场的价值的意识形态纠纷。这实在令人遗憾。气候变化并非派系之争，气候政策从根本上说也是基于市场的。这是关于纠正市场失灵从而使市场和企业家精神能够在保证创新和有效资源配置中扮演适当角色的问题。

为了跳出这一僵局，我们协助成立了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y and Climate）。委员会的新气候经济（New Climate Economy）项目集合了六大洲的七大领先政策研究机构，由前政府首脑、财政部长和注明商业领袖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监督，由全球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担任顾问。其目的是提供关于政府和企业如何在实现更强的经济增长的同时纠正气候风险的权威新证据。

很少有政府或投资者以气候变化为出发点。他们想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稳定公共财政、扩大市场、带来利润、保证可靠的能源和食品供给、生产商品和服务、减少贫困以及建设城市。因此，我们需要问的主要问题不是能否减少排放，而是公共政策如何帮助在实现这些核心目标的同时减少排放、建设气候恢复力强的经济。

在这方面，全世界范围有许多经验可以遵循。七年前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发布时，这个主题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如今，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各国都在追求新的考虑气候问题的经济增长模式。

比如，德国正在规划全世界最有雄心的低碳经济转型，该计划以节能和可再生为基础。韩国将“绿色增长”制定为核心经济目标。墨西哥2012年气候变化一般法（General Law on Climate Change）将大大提高清洁电力的用量。中国将绿色技术产业开发作为其日程的最优先项目。埃塞俄比亚正在寻求发展低碳农业。巴西极大地降低了亚马孙森林的采伐速度。

一些大企业提供了有力的例子，让我们知道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联合利华承诺使用可持续的农业和森林产品源。可口可乐正在彻底停用污染气候的氢氟碳化合物。零售巨头沃尔玛在其全供应链推动减排运动。与此同时，世界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也不再向高排放煤电贷款。

但真正的问题依然存在——经济可以以多快的速度迈向低碳之路，以及什么通过什么办法实现最有效。一些低碳政策显然代价十分高昂，而一些显然成本很低的选择则完全没有人实施。任何结构性变化都包括成本、权衡和不确定性，合理地理解这些因素十分重要。

当然，强大的既得利益会反对一切低碳转型，打压甚至挤出低碳转型的受益者。这意味着澄清选择更加重要了。科学已经清楚地证明了气候问题的紧迫性，现在该轮到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来解释如何应对这一紧迫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