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尔本—今年早些时候，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了百万分之400（ppm）。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上一次达到如此高水平是在300万年前，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高24米。如今，海平面正在再次上升。去年9月，北冰洋冰盖面积创下了有记录以来新低。自1880年有全球记录以来，十个最热年份中的九个出现在21世纪。
一些气象学家认为400 ppm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超过了气候灾难触发点，数十亿人有成为难民的危险。他们说，我们需要让大气二氧化碳水平下降至350 ppm。这个数字被写入了草根运动350.org的名字，188个国家的志愿者参与了这个旨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组织。
其他气候学家则更加乐观：他们指出，如果我们让大气二氧化碳上升至450 ppm，并由此带来2摄氏度的气温升高，我们仍有66.6%的机会避免灾难。这意味着仍有三分之一的可能爆发灾难——比俄罗斯轮盘赌的风险还高。据预计，我们将在2038年超过450 ppm。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对地球气候并非不管不顾，就不能把我们已有的煤、石油和天然气都烧了。这些东西大约80%——特别是煤，它燃烧时释放的二氧化碳最多——必须呆在地里。
6月份，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乔治敦大学的学生说，他不会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活在“无法修复的地球上”。他说气候变化无法等待国会克服其“党派僵局”，宣布将使用其行政权力采取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措施，首先是限制新造化石燃料发电厂，其次是限制已有发电厂。
奥巴马还呼吁停止给新建海外火电厂提供公共资金，除非采取脱碳技术（目前这项技术尚不具经济可行性），否则的话，他说，“最穷国家就没有其他办法发电了。”
哈佛大学环境中心主任、向奥巴马提供气候变化咨询的总统科学委员会成员施拉格（Daniel Schrag）指出：“政治上，白宫对向煤宣战还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对煤宣战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施拉格说的没错。他的大学和我和其他很多人的大学一样，都有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计划。但这些大学，包括施拉格和我的大学，仍在把数十亿美元规模的捐赠基金的一部分投资于炼煤和卖煤的公司。
但像教育机构施压使其停止投资化石燃料的运动已经开始。许多学校都成立了学生团体，不少学院和大学已经承诺停止对化石燃料的投资。旧金山和西雅图等美国城市也同意这样做。
如今，金融机构也在因为投资化石燃料而遭受口诛笔伐。6月，我和一群澳大利亚名人签署了一份公开信，要求澳大利亚最大银行停止贷款给新的化石燃料提炼项目并卖出其所持有的参与这一行为的公司的股票。
今年早些时候，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在哈佛演讲时赞扬了一个学生团体，这个团体要求哈佛大学卖出其在化石燃料公司的投资。戈尔将他们的行动与20世纪80年代撤除投资促使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政策的行动相提并论。
如此比较公平吗？其分界线可能不如种族隔离政策清晰，但我们持续的高水平温室气体排放量保护的是一个群体的人口——活在世上的丰裕人口——的利益，而受害的是其他群体。（与世界上大部分人口相比，即使美国和澳大利亚煤矿工人因为产业关闭而丢掉了工作，他们也属于丰裕人口。）我们的行为完全没有顾及世界上大部分穷人以及今后几百年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
放眼世界，穷人的碳排放最小，但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许多生活在炎热地区的人需要忍受更热的天气，他们当中有数亿自耕农，仰仗雨水灌溉庄稼。降雨模式飘忽不定，而亚洲季风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靠。未来几百年的地球居民将居住在更热的世界中，面临更高的海平面，更少的适耕土地和更极端的飓风、干旱和洪水。
在如此环境下，开发新的煤炭项目是不道德的，而投资于这些项目不啻于这一不道德行为的共谋。这一道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广到所有化石燃料，但开始改变我们行为的最佳方式是减少煤消费。用天然气代替煤确能降低碳排放，尽管从长期看天然气本身亦非可持续能源。眼下，不再投资于煤产业是正确的做法。
墨尔本—今年早些时候，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了百万分之400（ppm）。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上一次达到如此高水平是在300万年前，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高24米。如今，海平面正在再次上升。去年9月，北冰洋冰盖面积创下了有记录以来新低。自1880年有全球记录以来，十个最热年份中的九个出现在21世纪。
一些气象学家认为400 ppm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超过了气候灾难触发点，数十亿人有成为难民的危险。他们说，我们需要让大气二氧化碳水平下降至350 ppm。这个数字被写入了草根运动350.org的名字，188个国家的志愿者参与了这个旨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组织。
其他气候学家则更加乐观：他们指出，如果我们让大气二氧化碳上升至450 ppm，并由此带来2摄氏度的气温升高，我们仍有66.6%的机会避免灾难。这意味着仍有三分之一的可能爆发灾难——比俄罗斯轮盘赌的风险还高。据预计，我们将在2038年超过450 ppm。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对地球气候并非不管不顾，就不能把我们已有的煤、石油和天然气都烧了。这些东西大约80%——特别是煤，它燃烧时释放的二氧化碳最多——必须呆在地里。
6月份，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乔治敦大学的学生说，他不会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活在“无法修复的地球上”。他说气候变化无法等待国会克服其“党派僵局”，宣布将使用其行政权力采取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措施，首先是限制新造化石燃料发电厂，其次是限制已有发电厂。
奥巴马还呼吁停止给新建海外火电厂提供公共资金，除非采取脱碳技术（目前这项技术尚不具经济可行性），否则的话，他说，“最穷国家就没有其他办法发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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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环境中心主任、向奥巴马提供气候变化咨询的总统科学委员会成员施拉格（Daniel Schrag）指出：“政治上，白宫对向煤宣战还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对煤宣战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施拉格说的没错。他的大学和我和其他很多人的大学一样，都有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计划。但这些大学，包括施拉格和我的大学，仍在把数十亿美元规模的捐赠基金的一部分投资于炼煤和卖煤的公司。
但像教育机构施压使其停止投资化石燃料的运动已经开始。许多学校都成立了学生团体，不少学院和大学已经承诺停止对化石燃料的投资。旧金山和西雅图等美国城市也同意这样做。
如今，金融机构也在因为投资化石燃料而遭受口诛笔伐。6月，我和一群澳大利亚名人签署了一份公开信，要求澳大利亚最大银行停止贷款给新的化石燃料提炼项目并卖出其所持有的参与这一行为的公司的股票。
今年早些时候，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在哈佛演讲时赞扬了一个学生团体，这个团体要求哈佛大学卖出其在化石燃料公司的投资。戈尔将他们的行动与20世纪80年代撤除投资促使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政策的行动相提并论。
如此比较公平吗？其分界线可能不如种族隔离政策清晰，但我们持续的高水平温室气体排放量保护的是一个群体的人口——活在世上的丰裕人口——的利益，而受害的是其他群体。（与世界上大部分人口相比，即使美国和澳大利亚煤矿工人因为产业关闭而丢掉了工作，他们也属于丰裕人口。）我们的行为完全没有顾及世界上大部分穷人以及今后几百年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
放眼世界，穷人的碳排放最小，但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许多生活在炎热地区的人需要忍受更热的天气，他们当中有数亿自耕农，仰仗雨水灌溉庄稼。降雨模式飘忽不定，而亚洲季风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靠。未来几百年的地球居民将居住在更热的世界中，面临更高的海平面，更少的适耕土地和更极端的飓风、干旱和洪水。
在如此环境下，开发新的煤炭项目是不道德的，而投资于这些项目不啻于这一不道德行为的共谋。这一道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广到所有化石燃料，但开始改变我们行为的最佳方式是减少煤消费。用天然气代替煤确能降低碳排放，尽管从长期看天然气本身亦非可持续能源。眼下，不再投资于煤产业是正确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