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事关气候的“天鹅绒革命”？

发自布达佩斯 —— 从哥本哈根当下的讨论中可以得知，我们这个地球的气候问题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虽然许多参与者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似乎预示着一切照旧就行了。然而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这个世界需要与自己的过去来一场果断的决裂，而且这种决裂必须立刻启动。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彻底颠覆国家经济和政治图景的先例 —— 比如在和平的气氛和民众的激情支持下， 20 年前中东欧共产主义体制的崩溃以及新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就堪称一个与过去决裂的，有正面效果的决定性事件。

这种政权更替不仅要求人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要对其思维方式加以革新。而目前全世界所需要的生态革命 —— 向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方式的转变 —— 也需要这么一种综合性的变革。

很明显，这样来对两者进行比较有其局限性。而当人们手中缺乏现成的模式来运作一个有效率的低碳经济时，共产主义阵营的政权更替就恰恰提供了这么一个人所共知的模式（至少在我们看来是这样的）。

在 20 年前的中东欧地区，一场全面的变革要求人们抛弃，更换或者重新建立所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这意味着把全部整个社会的“硬件”换一遍。但生态革命并不需要创立那么多的新体制，反而更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 新版本的“软件”（当然有效的绿色科技“硬件”也是必须的）

正如我们在共产主义后期的世界所看到的那样，心态的变革通常是最困难的。人们迅速接受了民主制度的形式，但忍让和妥协这些民主进程的核心价值则需要时间去培养，而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正是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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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1989 年东欧剧变和未来的绿色革命之间除了某些显而易见的差异之外，还存在着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首先，需要有一个彻底取代性旧体制的，高度复杂的系统来保护世界气候，正如 20 年前在后共产主义国家中所需要的那种颠覆性的变革。

其次，必须用一种平和的态度来处理今日的危机，这也是我们在 1989 年时的目标 —— 这在异见人士希望通过谈判协商来寻求政权更替的惊天构想中可见一斑。最后，今天的综合性变革将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发生，这跟 1989 年的经验如出一辙。

当年我们所使用的变革方式 —— 我现在也推荐使用的 —— 摒弃了暴力并将社会付出的成本最小化。而实现这一点的工具则依然是达成协议，而且这个协议要抢在设立基本变革目标和指引利益攸关的各方的路线图之前拿出来。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点就就是必须从一开始就做出实施根本性变革的决定（当然也需要与各方密切联系沟通！）。所谓“维新”或者在没有决定性变化的情况下改良旧体制的想法都必须在整个进程开始之前就彻底排除。

匈牙利和波兰两国的执政共产党和反对党都在和平演变之前通过一系列协商达成了协议。这在气候会议上也能找到相似之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都在同一张桌子前坐下来，尝试为一个共同的目标 —— 某项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合理模式 —— 达成协议。

当年中东欧的人民需要的仅仅是民主和繁荣 —— 但国家的精英们必须说服民众接受许多无法预料的伴生性事件，而做到这点是相当不容易的。在可持续发展，缩减能源消耗以及确保平等方面的类似行动也需要有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并得到他们的认可。而这对于那些有志于领导并左右这些变革的人来说意味着巨大的责任。

即使整场转变不可能在事先就完全计划好，但在一开始就坚持某些关键点是必须的。 1989 年演变的其中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尽可能少地缩小体制以保证法治的建立：自由选举，公民自由以及独立的司法体系。而推动生态变革的各个因素 —— 比如气候，生物多样性，不公平性 —— 都不能被孤立地看待。尽管如此，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必须得到优先处理：那就是减少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并适应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