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中的不平等

伯克利—不管用哪种经济衡量手段，我们都生活在令人失望的时代。在美国，7.2%的普通生产性劳动力目前处于显著状态，而欧洲的就业缺口也在上升，并将在今年年底超过美国。因此后退一步提醒自己我们正在经历的“失去的十年”并不是长期经济宿命是很重要的。

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最近提醒我们，凯恩斯说得好：

“这是场噩梦，终会过去迎来黎明。因为自然资源和人类设施与昔日一样富饶高产。我们迈向解决生活的物质问题的进程并没有减速。我们和从前一样有能力让所有人过上高质量生活——我的意思是，比20年前质量更高的生活——并且很快就能学会创造更高质量的生活。此前我们并未遭遇背叛。但如今我们把自己带进了巨大的迷宫，不知所措地控制着一座精美的机器，我们无法理解它的工作模式。结果是，我们的创富可能会遭到一时的浪费。”

但我们的长期经济宿命如何？凯恩斯看到，在某个时间，也许是2050年，所有人（至少是所有英国人）将能够过上凯恩斯式的生活。他认为，只要你不是疯子，就不会渴望比凯恩斯得到的还要多的必需品、改善品和奢侈品，因此，经济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比凯恩斯更聪明，也许也更悲伤。我们知道我们想要整形手术、心脏移植、不孕不育治疗、廉价航空、中央供暖、宽带网络、专属海滩。在北大西洋地区，几乎人人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避免饥饿，获得足够的衣物保证取暖，获得足够的住所保持干燥。但我们还想要更多，得不到就感到愤怒，心安理得地看到奢侈品变为改善品，在变为必需品——我们已经非常擅长于发明新的奢侈品然后去追求它。

因此这个经济问题必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伴随我们。但至少我们指望创造相对平等的中产阶级社会，让我们行尸走肉般地迈向消费至上主义乌托邦，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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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卡尔·史密斯（Karl Smith）向我解释了这也许是错的。长时间的后工业革命繁荣把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推高到了前所未闻的高度——让他们能够觊觎（至少能够梦想）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但这并不是很好的未来指南。

为了创造财富，你需要的是如何改变事情和能量的思想、更多的能量本身从而带来改变，以及当改变完成时控制它的工具。工业革命带来了思想和能量，但人的大脑依然是唯一的有效控制工具。随着思想和能量变得廉价，人脑就成了珍贵的补充品。

但是，随着我们步入凯文·德朗姆（Kevin Drum）等观察家所预期的人工智能未来（甚至已经显然实现的低层次人工智能），步入生物技术本身如同生物系统增长的未来，人脑会不再是唯一有价值的控制工具吗？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低技能”工人的绝对生活水平会下降：让人脑价值下降的因素或许也能同样有效降低生活必需品、改善品和奢侈品的成本。但财富可能将流向生产性——也许还包括时尚性——思想，流向拥有仿制难度和成本极高之物的所有者，即使控制工具和能量极为廉价，思想遍地开花。

教训是显然的：市场并不天然保证能产生以合理财富不均和相对贫困为特征的长期未来。除非我们有朝一日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否则我们将继续陷于凯恩斯不为人所理解的“精美的机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