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里斯本——唐纳德·特朗普的胜选对美国和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在2016年12月题为《特朗普繁荣？》 （The Trump Boom? ）的评论文章中，我指出尽管人们对特朗普的个性和经济政策有所担忧，但美国是完全有可能在其任期内实现强劲GDP增长的——纵使存在通胀率上升的风险。
因为试图保持客观并指出美国经济在特朗普领导下可能表现良好的“罪行”，我遭到了其他经济学家和评论家——尤其是进步主义者——的谴责。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在内的许多人反而预测会出现全球衰退 以及股市迅速崩盘 。
虽然我不会夸张到预测股市崩盘，但我对于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的前景显然不那么乐观。与2016年一样，特朗普继承了强劲的经济——虽然他坚持将其曲解为“一团糟 ”。但无论出台何种国内政策，他所面临的经济环境都会比第一任期时更具挑战性。
首先，世界比八年前更加动荡。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所带来的不稳定性影响要比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更甚，而在特朗普上次执政期间因《亚伯拉罕协议》 而走稳的中东地区如今则陷入了不断升级的地区冲突。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对周边各邻国采取日益咄咄逼人的姿态，未来几年在南海爆发对抗的风险也高得令人忧心。
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特朗普和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当年在民主党提名中败给了希拉里·克林顿）都抨击了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主张征收进口关税。作为总统，特朗普最终出台了相对温和的关税，但仍然高到足以让美国消费者因物价上涨而付出数十亿美元 的代价。
而这一回特朗普提议对中国商品征收激进得多的高达60% 关税。就算能通过谈判将其最终下调至20%，此举仍将加剧通货膨胀，伤害多年来从亚洲供应链中获益颇多的中低收入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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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以来美国的公共债务大幅增加，其中大部分是由其税收政策和新冠疫情应对措施造成的，甚至是在总统乔·拜登 就职之前就存在了。2016年时全球实际利率似乎一直停留在历史低位，但如今已大幅上升，远高于2013年的水平——当时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 （Lawrence Summers ）曾发出将出现“长期停滞”的著名警告 ，并预测利率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保持在极低水平。
全球阻力
虽然经济学家和市场采纳了萨默斯的分析，但实际利率（尤其是长期债务利率）的飙升打破了两党关于高债务水平或许会是“免费午餐”的幻想。而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 未来几十年内的利率上升将使美国赤字增加2-3%的假设也有点乐观了。
即使是在特朗普自诩为“史上最伟大 ”的经济中，经济增长能否跟上政府债务上升的步伐也难以确定。虽然（最终由美国消费者买单的）关税可能会带来一些额外收入，但特朗普提出的一系列代价高昂措施——例如取消对小费和社会保障福利的征税——可能会让国债额增加7.8万亿美元 。
当然，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可能会带来一些改善，例如缩减在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期间大幅扩大的监管范围。这种监管过度延伸显然是想要将行政权力扩展到传统由国会管理的领域，因此有必要进行路线修正。
尽管如此，某些领域迫切需要加强监管干预，尤其是反垄断执法和加密货币领域。拜登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汗（Lina Khan）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根斯勒（Gary Gensler）在遏制行业过度行为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而特朗普则誓言要 在就职第一天解雇根斯勒，各界也普遍预期 汗也会被解雇。这令人担忧，因为加密货币行业花了很大力气去为特朗普助选，并可能因此拿到了放松监管的许诺。
特朗普可能会通过胁迫北约成员国承担更大份额联盟费用来缓解预算压力。但在当前的地缘政治不稳定状况下美国仍需增加国防开支。虽说特朗普的谈判策略颇具戏剧性，但他不太可能退出北约——尽管可能会推动改革和成本分担。人们不禁要问，在改革北约之后特朗普是否会像对待《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名《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一样把它重新改名包装一下。
美国经济还面临着来自国外的强劲阻力，虽然预计不会因此引发经济衰退，但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增长。随着房地产泡沫破灭，中国经济可能无法再驱动约三分之一 的全球名义GDP增长。尽管中国政府的影响力巨大，但该国的金融问题可要大于与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危机，而后者可是耗费了数十年才克服危机。
与此同时，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在乌克兰战争后举步维艰，因为这场战争破坏了其增长模式的三大支柱：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对中国的出口以及美国的安全保障。在2023年陷入衰退的德国今年可能再次衰退，部分原因是其于21世纪初实施的市场导向型劳动力改革逐渐被逆转——要知道正是这些改革使德国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具韧性。在德国执政“红绿灯”联盟新近崩溃 之后，总理奥拉夫·肖尔茨 （Olaf Scholz）可能被迫在2025年上半年举行大选，而这可能会为类似于美国的向右转变奠定基础。
民主党的反思
失去了白宫和参议院的民主党人遭受了惨痛的选举失败，可能需要数年才能恢复元气，这限制了他们反击特朗普议程的能力。该党最好向中间靠拢——即使不是比尔·克林顿的中间派政治，至少也要采取奥巴马当政期间的招牌式务实中左路线。
当前的政治态势也要求他们认真反思自己。近年来民主党采纳了诸多美国选民广泛支持的立场，例如更人道的边境政策和警务执法以及更严厉的反歧视措施，但这些立场已经被它推进到过分极端的境地，以致成为了巨大的政治负担。
参议院阻挠议事就是这种动态的一个典型例子。正如我反复指出的那样 ，取消阻挠议事是一个糟糕的主意，但它得到了民主党领导人 （包括落败的总统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的支持。在2020年选举获胜后民主党人似乎认为自己将无限期地保持执政地位。如今，如果特朗普及其盟友采取行动废除阻挠议事，民主党人又能如何有效地与他们对抗？
美国大学和主流媒体也对特朗普的东山再起负有责任。由于未能向民主党提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它们放任该党的左翼决定了整个党派的未来。随着保守主义思想日益被排除在学术讨论之外，而“取消文化”多年来不受约束（这真实存在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该党与选民失去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大学校园和主流媒体中开展更平衡的辩论将有助于两党政治家对经济政策采取明智、中庸的态度。
那么是否会出现第二波“特朗普繁荣”？这有可能，但这次可不会那么容易。即使从拜登那继承过来的强劲经济——或许再加上一项短期刺激措施——能推动经济在特朗普执政第一年快速增长，但这一势头可能不会持续太久。随着全球经济疲软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挑战必将接踵而至。如果新政府确实如预期般包含许多缺乏经验的成员，那么它可能很难克服这些早期经济障碍。倘若果真如此，那么繁荣可能很快就会被特朗普时代的第一次非疫情性衰退所取代。
发自里斯本——唐纳德·特朗普的胜选对美国和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在2016年12月题为《特朗普繁荣？》（The Trump Boom?）的评论文章中，我指出尽管人们对特朗普的个性和经济政策有所担忧，但美国是完全有可能在其任期内实现强劲GDP增长的——纵使存在通胀率上升的风险。
因为试图保持客观并指出美国经济在特朗普领导下可能表现良好的“罪行”，我遭到了其他经济学家和评论家——尤其是进步主义者——的谴责。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内的许多人反而预测会出现全球衰退以及股市迅速崩盘。
虽然我不会夸张到预测股市崩盘，但我对于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的前景显然不那么乐观。与2016年一样，特朗普继承了强劲的经济——虽然他坚持将其曲解为“一团糟”。但无论出台何种国内政策，他所面临的经济环境都会比第一任期时更具挑战性。
首先，世界比八年前更加动荡。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所带来的不稳定性影响要比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更甚，而在特朗普上次执政期间因《亚伯拉罕协议》而走稳的中东地区如今则陷入了不断升级的地区冲突。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对周边各邻国采取日益咄咄逼人的姿态，未来几年在南海爆发对抗的风险也高得令人忧心。
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特朗普和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当年在民主党提名中败给了希拉里·克林顿）都抨击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主张征收进口关税。作为总统，特朗普最终出台了相对温和的关税，但仍然高到足以让美国消费者因物价上涨而付出数十亿美元的代价。
而这一回特朗普提议对中国商品征收激进得多的高达60%关税。就算能通过谈判将其最终下调至20%，此举仍将加剧通货膨胀，伤害多年来从亚洲供应链中获益颇多的中低收入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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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阻力
虽然经济学家和市场采纳了萨默斯的分析，但实际利率（尤其是长期债务利率）的飙升打破了两党关于高债务水平或许会是“免费午餐”的幻想。而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未来几十年内的利率上升将使美国赤字增加2-3%的假设也有点乐观了。
即使是在特朗普自诩为“史上最伟大”的经济中，经济增长能否跟上政府债务上升的步伐也难以确定。虽然（最终由美国消费者买单的）关税可能会带来一些额外收入，但特朗普提出的一系列代价高昂措施——例如取消对小费和社会保障福利的征税——可能会让国债额增加7.8万亿美元。
当然，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可能会带来一些改善，例如缩减在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期间大幅扩大的监管范围。这种监管过度延伸显然是想要将行政权力扩展到传统由国会管理的领域，因此有必要进行路线修正。
尽管如此，某些领域迫切需要加强监管干预，尤其是反垄断执法和加密货币领域。拜登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汗（Lina Khan）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根斯勒（Gary Gensler）在遏制行业过度行为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而特朗普则誓言要在就职第一天解雇根斯勒，各界也普遍预期汗也会被解雇。这令人担忧，因为加密货币行业花了很大力气去为特朗普助选，并可能因此拿到了放松监管的许诺。
特朗普可能会通过胁迫北约成员国承担更大份额联盟费用来缓解预算压力。但在当前的地缘政治不稳定状况下美国仍需增加国防开支。虽说特朗普的谈判策略颇具戏剧性，但他不太可能退出北约——尽管可能会推动改革和成本分担。人们不禁要问，在改革北约之后特朗普是否会像对待《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名《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一样把它重新改名包装一下。
美国经济还面临着来自国外的强劲阻力，虽然预计不会因此引发经济衰退，但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增长。随着房地产泡沫破灭，中国经济可能无法再驱动约三分之一的全球名义GDP增长。尽管中国政府的影响力巨大，但该国的金融问题可要大于与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危机，而后者可是耗费了数十年才克服危机。
与此同时，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在乌克兰战争后举步维艰，因为这场战争破坏了其增长模式的三大支柱：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对中国的出口以及美国的安全保障。在2023年陷入衰退的德国今年可能再次衰退，部分原因是其于21世纪初实施的市场导向型劳动力改革逐渐被逆转——要知道正是这些改革使德国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具韧性。在德国执政“红绿灯”联盟新近崩溃之后，总理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可能被迫在2025年上半年举行大选，而这可能会为类似于美国的向右转变奠定基础。
民主党的反思
失去了白宫和参议院的民主党人遭受了惨痛的选举失败，可能需要数年才能恢复元气，这限制了他们反击特朗普议程的能力。该党最好向中间靠拢——即使不是比尔·克林顿的中间派政治，至少也要采取奥巴马当政期间的招牌式务实中左路线。
当前的政治态势也要求他们认真反思自己。近年来民主党采纳了诸多美国选民广泛支持的立场，例如更人道的边境政策和警务执法以及更严厉的反歧视措施，但这些立场已经被它推进到过分极端的境地，以致成为了巨大的政治负担。
参议院阻挠议事就是这种动态的一个典型例子。正如我反复指出的那样，取消阻挠议事是一个糟糕的主意，但它得到了民主党领导人（包括落败的总统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的支持。在2020年选举获胜后民主党人似乎认为自己将无限期地保持执政地位。如今，如果特朗普及其盟友采取行动废除阻挠议事，民主党人又能如何有效地与他们对抗？
美国大学和主流媒体也对特朗普的东山再起负有责任。由于未能向民主党提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它们放任该党的左翼决定了整个党派的未来。随着保守主义思想日益被排除在学术讨论之外，而“取消文化”多年来不受约束（这真实存在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该党与选民失去联系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大学校园和主流媒体中开展更平衡的辩论将有助于两党政治家对经济政策采取明智、中庸的态度。
那么是否会出现第二波“特朗普繁荣”？这有可能，但这次可不会那么容易。即使从拜登那继承过来的强劲经济——或许再加上一项短期刺激措施——能推动经济在特朗普执政第一年快速增长，但这一势头可能不会持续太久。随着全球经济疲软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挑战必将接踵而至。如果新政府确实如预期般包含许多缺乏经验的成员，那么它可能很难克服这些早期经济障碍。倘若果真如此，那么繁荣可能很快就会被特朗普时代的第一次非疫情性衰退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