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在整个冷战期间，苏联用一切可以想象的手段——包括重新统一这一终极诱惑——威逼利诱中立的德国。但不论是东德还是西德领导人，从阿登纳到勃兰特，都不为所动。在共产主义已经失败的地方，今天的极权重商主义能成功吗？
国家加入联盟或欧盟这样的实体，因为组成这样的集团能让成员获得明确的好处和义务，这是任何国际关系都无法与之媲美的。但是，对德国和韩国来说，与其历史盟友——分别是北约和美国——的关系似乎正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改变。
今天的俄罗斯和中国极权/重商主义政权大量购买商品，并承诺在未来还会继续加码，大有以商业手段完成苏联靠贿赂和威胁无法完成的任务。通商的规模令人咋舌，德国对华出口从十年前的259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876亿美元，而同期韩国出口从530亿美元增至1,330亿美元。
事实上，一种隐中立形式正在进入两国外交。如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韩国之行、德国总理默克尔不愿就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对后者实施有效制裁以及她在最近的访华过程中只侧重商业。在德国和韩国，历史盟友比沉默中立带来的有形好处更少（特别是用出口衡量），这一思想已经站稳了脚跟，特别是在商业精英中间。
习近平对首尔的访问是中国系统性诱导韩国抛弃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新的重大举措。习近平开出的条件包括允许韩国用人民币结算双边贸易账户以及开战史上首次中韩联合对朝行动，目的是让韩国领导人相信韩国的未来（包括重新统一）取决于北京。中国邀请韩国参与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AIIB其他参与方包括亚洲和阿拉伯世界，但不包括日本和印度），这是习近平建立替代金融体系的新步骤——AIIB功能与亚洲开发银行相仿。
中国拉拢韩国是其长期战略的一部分——让韩国沦为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附庸国（正如冷战期间芬兰对苏联的俯首帖耳）。但是，尽管在保持东北亚稳定的斗争中，韩国是各方争取的对象，但如今它却面临被孤立的危险。只要韩国向相关国家——中国、美国、日本和朝鲜——做出姿态，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施压，迫使韩国政府随后做出补偿性政策。
比如，韩国总统朴槿惠要求习近平颂扬刺杀日本首相的韩国人（习近平早已准备好欣然接受），随后又开始准备讨论加入美国领导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自由贸易谈判，以此讨好美国。2013年，中国一直在进行反日宣传，与此同时，朴槿惠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修复与日本的关系，派遣个人特使与首相安倍晋三会晤，寻求谈判调和两国争端。
朝鲜半岛的长期分裂让韩国得不到安全，因此对韩国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时刻准备着的冷静伙伴。但近几年来，美国东北亚政策变化频繁，这令韩国决策者无所适从；而中国政策尽管具有一致性，却让韩国领导人不得不面对尚未做好准备的选择。
结果，韩国精英在亲中和亲美之间分裂为两个跨越党派的阵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唯一的受益者或许只有呼吁朝鲜半岛“芬兰化”的人。
与此同时，德国外交政策令该国经济与俄罗斯结成深刻关系的影响在乌克兰危机中尽显无疑。尽管默克尔频繁劝诫克里姆林宫不要干预乌克兰，但德国公众观点——特别是其商业领袖——令默克尔大受掣肘。事实上，德国大企业正是对俄罗斯实施系统性制裁的主要阻挠力量。系统性制裁本或许可以让俄罗斯总统普京三思其吞并克里米亚并继续支持俄罗斯自身也牵涉其中的东乌克兰叛乱。
这并非最近得多与其盟友和伙伴拉开距离的唯一例子。在2011年的利比亚事件中，德国甚至拒绝为其英国和法国盟友所实施的军事干预提供基本物质支持。德国也一直没有满足其将GDP的2%用于防务的承诺，与此同时，德国坚持要求受困欧盟经济体采取将斥资限制在经济产出一定比例之内的紧缩性预算。
事实上，在整个欧元区危机中，德国在援助欧盟伙伴国方面付出的是绝对最小值——并且总是在最后关头才付出。德国李刚电脑人沉溺于保持德国出口的“黄金十年”，这令他们在中国侵犯人权以及冒犯亚洲邻国等问题上无从开口。他们的缄默带来的好处是历史上首个民主国家与共产主义独裁政府间的联合内阁会议——将于今年秋天在柏林举行。
在德国和韩国，经济优势似乎营造出一个政策独立的幻觉，而这一幻觉正在两国与其盟友之间形成裂痕——并因为美国的间谍行为（特别是针对默克尔的行为）而深化。但是，德国和韩国如果因为采取出于商业动机的中立（尽管不是正式中立）而弱化它们与盟友的关系的话，其风险将远大于利益。不论它们收获什么短期利益，都无法弥补它们在俄罗斯和中国面前的战略弱势。
东京—在整个冷战期间，苏联用一切可以想象的手段——包括重新统一这一终极诱惑——威逼利诱中立的德国。但不论是东德还是西德领导人，从阿登纳到勃兰特，都不为所动。在共产主义已经失败的地方，今天的极权重商主义能成功吗？
国家加入联盟或欧盟这样的实体，因为组成这样的集团能让成员获得明确的好处和义务，这是任何国际关系都无法与之媲美的。但是，对德国和韩国来说，与其历史盟友——分别是北约和美国——的关系似乎正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改变。
今天的俄罗斯和中国极权/重商主义政权大量购买商品，并承诺在未来还会继续加码，大有以商业手段完成苏联靠贿赂和威胁无法完成的任务。通商的规模令人咋舌，德国对华出口从十年前的259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876亿美元，而同期韩国出口从530亿美元增至1,330亿美元。
事实上，一种隐中立形式正在进入两国外交。如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韩国之行、德国总理默克尔不愿就俄罗斯干预乌克兰对后者实施有效制裁以及她在最近的访华过程中只侧重商业。在德国和韩国，历史盟友比沉默中立带来的有形好处更少（特别是用出口衡量），这一思想已经站稳了脚跟，特别是在商业精英中间。
习近平对首尔的访问是中国系统性诱导韩国抛弃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新的重大举措。习近平开出的条件包括允许韩国用人民币结算双边贸易账户以及开战史上首次中韩联合对朝行动，目的是让韩国领导人相信韩国的未来（包括重新统一）取决于北京。中国邀请韩国参与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AIIB其他参与方包括亚洲和阿拉伯世界，但不包括日本和印度），这是习近平建立替代金融体系的新步骤——AIIB功能与亚洲开发银行相仿。
中国拉拢韩国是其长期战略的一部分——让韩国沦为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的附庸国（正如冷战期间芬兰对苏联的俯首帖耳）。但是，尽管在保持东北亚稳定的斗争中，韩国是各方争取的对象，但如今它却面临被孤立的危险。只要韩国向相关国家——中国、美国、日本和朝鲜——做出姿态，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施压，迫使韩国政府随后做出补偿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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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韩国总统朴槿惠要求习近平颂扬刺杀日本首相的韩国人（习近平早已准备好欣然接受），随后又开始准备讨论加入美国领导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自由贸易谈判，以此讨好美国。2013年，中国一直在进行反日宣传，与此同时，朴槿惠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修复与日本的关系，派遣个人特使与首相安倍晋三会晤，寻求谈判调和两国争端。
朝鲜半岛的长期分裂让韩国得不到安全，因此对韩国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时刻准备着的冷静伙伴。但近几年来，美国东北亚政策变化频繁，这令韩国决策者无所适从；而中国政策尽管具有一致性，却让韩国领导人不得不面对尚未做好准备的选择。
结果，韩国精英在亲中和亲美之间分裂为两个跨越党派的阵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唯一的受益者或许只有呼吁朝鲜半岛“芬兰化”的人。
与此同时，德国外交政策令该国经济与俄罗斯结成深刻关系的影响在乌克兰危机中尽显无疑。尽管默克尔频繁劝诫克里姆林宫不要干预乌克兰，但德国公众观点——特别是其商业领袖——令默克尔大受掣肘。事实上，德国大企业正是对俄罗斯实施系统性制裁的主要阻挠力量。系统性制裁本或许可以让俄罗斯总统普京三思其吞并克里米亚并继续支持俄罗斯自身也牵涉其中的东乌克兰叛乱。
这并非最近得多与其盟友和伙伴拉开距离的唯一例子。在2011年的利比亚事件中，德国甚至拒绝为其英国和法国盟友所实施的军事干预提供基本物质支持。德国也一直没有满足其将GDP的2%用于防务的承诺，与此同时，德国坚持要求受困欧盟经济体采取将斥资限制在经济产出一定比例之内的紧缩性预算。
事实上，在整个欧元区危机中，德国在援助欧盟伙伴国方面付出的是绝对最小值——并且总是在最后关头才付出。德国李刚电脑人沉溺于保持德国出口的“黄金十年”，这令他们在中国侵犯人权以及冒犯亚洲邻国等问题上无从开口。他们的缄默带来的好处是历史上首个民主国家与共产主义独裁政府间的联合内阁会议——将于今年秋天在柏林举行。
在德国和韩国，经济优势似乎营造出一个政策独立的幻觉，而这一幻觉正在两国与其盟友之间形成裂痕——并因为美国的间谍行为（特别是针对默克尔的行为）而深化。但是，德国和韩国如果因为采取出于商业动机的中立（尽管不是正式中立）而弱化它们与盟友的关系的话，其风险将远大于利益。不论它们收获什么短期利益，都无法弥补它们在俄罗斯和中国面前的战略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