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大部分人讨厌金融，把金融堪称不负责任和贪婪的同义词。但是，即使金融引发了百年一遇的衰退和数百万人失业，但它仍是阻止更糟糕的灾难——气候变化所不可或缺的工具。
急需采取行动遏制气候变暖、阻止人类灾难；但全球社会极度缺乏工具。经济学家所宣扬的最合理的方案——如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限额和相关的交易制度，或通过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税执行世界范围内的碳定价——得不到多少支持。
相反，12月的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谈判基于被称之为各国自定贡献预案的自愿的单方面承诺。尽管纳入自愿目标有助于增加全球动力，但这一方针不可能产生具有约束力的、与挑战规模匹配的承诺。
因此，气候支持者正在日益寻求其他方式促使人们采取行动。金融在他们的工具清单上位居前茅。
首先，金融提供了衡量行动是否与言辞符合的准确准绳。2011年，非政府组织碳追踪计划（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发布了与一份突破性报告《不可燃碳》（Unburnable Carbon），报告指出，政府和私人公司所拥有的已证实化石燃料储备是未来五十年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二摄氏度以内所允许燃烧的碳量的五倍。
最大的200家上市燃料公司——因此不包括沙特阿美石油（Aramco）等国有生产商——所持有的储备就比这一碳预算多出三分之一。这意味着这些公司的股市估值与遏制全球变暖不相符。
这一现实激发了一场说服投资者撤回富碳资产投资的运动。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加起来共有2.6万亿美元的投资组合加入了这场撤回投资运动。此外，英格兰银行行长卡尼（Mark Carney）强调了隐含碳资产所带来的风险。投资者被警告说，从金融稳定角度，“褐色”证券（”brown” securities） 包含着特殊风险。
撤回投资的规模看上去很大——确实如此，特别是考虑到这场运动才刚刚开始。答案2.6万亿美元只占全球私有非金融证券总量的不到5%。趋势确实存在，但力度太小，不足以大幅改变化石燃料公司的估值和行为。
金融很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向低碳经济的转型需要巨量投资。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目前全球能源供给投资总量为每年1.6万亿美元，其中70%仍基于石油、煤炭或天然气。绿色投资只占总量的15%，而能源效率投资——建筑、交通和行业等——总共还不到1,300亿美元。将地表平均升温幅度控制在两度以内需要发展清洁技术，更重要的是，未来十年能源效率投资需要增加四倍。
但这笔投资的融资绝不容易：投资回报取决于依然难以理解的碳定价，并且通常需要长期才能收回，而改进能源效率意味着淘汰数亿量陈旧车辆、修缮数亿栋耗能建筑。在正确的地方以正确的规模追求正确的目的需要充足的融资工具。
开发银行和绿色银行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比如，专用长期贷款与税收减免或补贴一道，有助于家庭对其房屋进行现代化改造。
但气候专家真正的希望是创新金融能有助于提供目前所不具备的计划明确性。为了引出减轻气候变化、绿化经济所必须的投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并找到可靠、迅速的碳定价方法。但是，由于高企的能源价格会引起消费者不满、引起企业关于竞争力的忧虑，政府不愿立刻采取行动——而明天采取行动的承诺也有可能是一纸空文。
要克服这些忧虑，气候行动的支持者将目光投向了激励。一些人建议政府发行二氧化碳表现债券，这种债券的收益率将因为公司超过碳排目标而降低。米切尔·阿格列塔（Michel Aglietta）和他的同事在一篇最新文章中提出了另一个想法，即为碳制定一个参考定价，称之为碳的“社会价值”，并为绿色项目开发者颁发政府担保的、代表相应减排价值的碳证书。他们建议，接着由中央银行对这些开发者提供再融资贷款，以碳证书的价值为限。
这就构成了一个算计选择。如果十年后的碳定价果真与宣布的社会价值相符，这个项目就能盈利，开发者将偿还贷款。如果政府违背承诺，开发者将违约，中央银行获得对政府的索偿权。不能提高碳定价要么导致公共债务负担增加，要么导致通货膨胀（如果货币化的话）。
这一想法的初衷是迫使政府通过权衡在碳税问题上不作为的风险和破产或通胀风险参与博弈。这样不会有任何拖延。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将毫不迟疑地开始。但过十年左右，政府——以及更广义的政府——将需要在税收、债务和通胀之间做出选择。
现在进行大量投资、日后在决定如何为投资融资看上去很不负责任——确实如此。但一点都不行动更加不负责任。
巴黎—大部分人讨厌金融，把金融堪称不负责任和贪婪的同义词。但是，即使金融引发了百年一遇的衰退和数百万人失业，但它仍是阻止更糟糕的灾难——气候变化所不可或缺的工具。
急需采取行动遏制气候变暖、阻止人类灾难；但全球社会极度缺乏工具。经济学家所宣扬的最合理的方案——如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限额和相关的交易制度，或通过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税执行世界范围内的碳定价——得不到多少支持。
相反，12月的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谈判基于被称之为各国自定贡献预案的自愿的单方面承诺。尽管纳入自愿目标有助于增加全球动力，但这一方针不可能产生具有约束力的、与挑战规模匹配的承诺。
因此，气候支持者正在日益寻求其他方式促使人们采取行动。金融在他们的工具清单上位居前茅。
首先，金融提供了衡量行动是否与言辞符合的准确准绳。2011年，非政府组织碳追踪计划（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发布了与一份突破性报告《不可燃碳》（Unburnable Carbon），报告指出，政府和私人公司所拥有的已证实化石燃料储备是未来五十年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二摄氏度以内所允许燃烧的碳量的五倍。
最大的200家上市燃料公司——因此不包括沙特阿美石油（Aramco）等国有生产商——所持有的储备就比这一碳预算多出三分之一。这意味着这些公司的股市估值与遏制全球变暖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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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现实激发了一场说服投资者撤回富碳资产投资的运动。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加起来共有2.6万亿美元的投资组合加入了这场撤回投资运动。此外，英格兰银行行长卡尼（Mark Carney）强调了隐含碳资产所带来的风险。投资者被警告说，从金融稳定角度，“褐色”证券（”brown” securities） 包含着特殊风险。
撤回投资的规模看上去很大——确实如此，特别是考虑到这场运动才刚刚开始。答案2.6万亿美元只占全球私有非金融证券总量的不到5%。趋势确实存在，但力度太小，不足以大幅改变化石燃料公司的估值和行为。
金融很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向低碳经济的转型需要巨量投资。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目前全球能源供给投资总量为每年1.6万亿美元，其中70%仍基于石油、煤炭或天然气。绿色投资只占总量的15%，而能源效率投资——建筑、交通和行业等——总共还不到1,300亿美元。将地表平均升温幅度控制在两度以内需要发展清洁技术，更重要的是，未来十年能源效率投资需要增加四倍。
但这笔投资的融资绝不容易：投资回报取决于依然难以理解的碳定价，并且通常需要长期才能收回，而改进能源效率意味着淘汰数亿量陈旧车辆、修缮数亿栋耗能建筑。在正确的地方以正确的规模追求正确的目的需要充足的融资工具。
开发银行和绿色银行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比如，专用长期贷款与税收减免或补贴一道，有助于家庭对其房屋进行现代化改造。
但气候专家真正的希望是创新金融能有助于提供目前所不具备的计划明确性。为了引出减轻气候变化、绿化经济所必须的投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并找到可靠、迅速的碳定价方法。但是，由于高企的能源价格会引起消费者不满、引起企业关于竞争力的忧虑，政府不愿立刻采取行动——而明天采取行动的承诺也有可能是一纸空文。
要克服这些忧虑，气候行动的支持者将目光投向了激励。一些人建议政府发行二氧化碳表现债券，这种债券的收益率将因为公司超过碳排目标而降低。米切尔·阿格列塔（Michel Aglietta）和他的同事在一篇最新文章中提出了另一个想法，即为碳制定一个参考定价，称之为碳的“社会价值”，并为绿色项目开发者颁发政府担保的、代表相应减排价值的碳证书。他们建议，接着由中央银行对这些开发者提供再融资贷款，以碳证书的价值为限。
这就构成了一个算计选择。如果十年后的碳定价果真与宣布的社会价值相符，这个项目就能盈利，开发者将偿还贷款。如果政府违背承诺，开发者将违约，中央银行获得对政府的索偿权。不能提高碳定价要么导致公共债务负担增加，要么导致通货膨胀（如果货币化的话）。
这一想法的初衷是迫使政府通过权衡在碳税问题上不作为的风险和破产或通胀风险参与博弈。这样不会有任何拖延。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将毫不迟疑地开始。但过十年左右，政府——以及更广义的政府——将需要在税收、债务和通胀之间做出选择。
现在进行大量投资、日后在决定如何为投资融资看上去很不负责任——确实如此。但一点都不行动更加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