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西方致力上游产业竞争

伦敦—过去的25年中，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相对增长速率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六个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韩国、印度、波兰、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在此期间出现了超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另一方面，七国集团（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劳动生产增长率开始减慢，其占世界总GDP的份额由三分之二下滑至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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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增长理论曾在这段时期中主导了全球经济思维，但却无法解释发达国家衰退发展中国家增长的这种命运的反转。人们见惯了中国和韩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相继取得胜利，便再难以说服自己相信西方国家只需要提高市场效率便能在未来占有更具竞争力的地位。

若想提高竞争力，西方发达国家必须接受新的经济思维。也就意味着，发达国家需要更好的理解经济增长过程，依靠这种理解去采取合适的政策来加速自我经济增长。此外，也不应认为可以通过建立更复杂，不切实际的数学模型来获得对经济增长过程的理解。

首先是衡量国民财富，毕竟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单纯只是国内所有经济组织（主要为公司企业）的平均增加值的总和。

而后，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企业如何提高这种平均附加值。在实际可观测的世界中（非新古典经济学者所拥护的完美竞争世界），企业可通过两种途径提高自身增加值。其一，提高生产效率（如亨利·福特（Henry Ford）使用装配线生产汽车）；其二，提高产品竞争优势（如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对iPhone产品的极致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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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新手段，福特和乔布斯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正如中国和新加坡也使用了相同的策略，从更发达的经济体中吸取经验教训。两国都宣称自己是创新型国家，并将创新置于政府政策的核心。

因此，西方国家必须格外了解三件事情。第一，必须提高创新力度，从而更好地与如今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进行竞争。这就需要国家开展新的政策，强化国家的创新，教育和培训体系，升级国内企业的管理方式和融资方式。同时应开展市政和地区政策来支撑这些目标。

其次，西方需要明白全球经济发展存在着一架看不见的梯子，这个梯子就代表了组织复杂性，技术复杂性以及平均增加值的增长幅度。具体地说，企业难以在诸如生产廉价衣物和组装电子元件的业务上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度，从而导致了企业的低平均增加值，再因此导致低工资薪水。相比之下，航空航天工业和制药业的企业能够建立起巨大的竞争优势，从而提升企业平均增加值以及赋予员工高工资收入。

发展中国家正在迅速攀升，与发达经济体的直接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因此，后者必须迅速创新，以提高其现有产业的附加值，并进入新的高附加值部门。

最后，西方国家的企业和决策制定者应了解他们所属国家与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是“上游竞争”，而非“下游竞争”，廉价劳动力和“实惠的”汇率已经无法作为取得和维系竞争力的良好手段。

如果发达国家能够通过创新以及开发新的高增加值产品和服务来爬升到经济发展这架梯子的更高一层，同时将增加值稍低的区块业务区块分割给发展中国家，那么双方都能够同时提高国民生活水准。饼越大，每个人分得的也就越大。

诚然，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思想核心的宏观经济稳定和有效市场，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然而，两者现在已经无法为发达国家起到促进增长的作用。那么西方国家如果要与中国和其它经济快速发展的亚洲国家进行更有力的竞争，就必须明白创新才是如今经济增长的引擎，而政府也须将创新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