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预测的俄罗斯

当弗拉基米尔•普京作为俄罗斯的新科总统在2000年到达巴黎时，他所带去的是一个简单而令人欣慰的信息。“我给你们带来了你们最需要的东西：稳定而有保证的能源。我们的石油和天然气不会比中东提供的便宜，但它们更有保障。”

普京这番话的弦外之音是“基督教能源”，甚至是“东正教”的，都会比“穆斯林能源”更让在中东稳定问题上神经过敏的西方世界放心。

中东似乎应该是混乱和不可预测的，决不会象普京领导下的现代新俄罗斯。问题是现今对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更别说是意大利人而言，来自俄罗斯的“基督教”石油和天然气，与普京所承诺的充分保障和绝无隐忧也相去甚远。

盟友和伙伴们评价俄罗斯的关键标准是其可预测性。而在这方面，俄罗斯越来越令人失望。当普京没有和“四重奏”的另几个成员—联合国、欧盟和美国—商榷就对哈马斯领导人表示欢迎时，他被指责令巴以和谈陷入困境。俄罗斯到底是在测试自己的“噪声值”，还是想在“四重奏”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现在明确的一点就是：西方应该对其自共产主义瓦解以来用以界定对俄政策的规则进行重新思考。这一规则就是：“尽我们所能接触它，在必要的时候遏制它。”西方在很大程度上都没有能够将俄罗斯作为一个欧洲或西方盟友来对待。这究竟是因为我们这边缺乏开阔的心胸和想象力，还是俄罗斯方面缺乏兴趣和诚意呢？

苏维埃帝国的继承者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未来竟是成为西方的“小字辈”，成为西方更贫穷，并充满悔悟和羡慕的伙伴。的确，当今的俄罗斯对叶利钦时代没有什么留恋。那个时代是和困惑、屈辱、羞耻和软弱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大多数的俄罗斯人来说，独立的公民社会的出现和变幻无常的民主新风，并不能平衡由帝国的沦落和昔日荣光不再所带来的国家挫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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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当今适用于俄罗斯的接触政策究竟应该是怎样的？藏身于由高能源价格带来的政治安全垫后面的俄罗斯领导人们有理由认为风水轮流转，西方的“我们”更需要俄罗斯，反之则不然。

确切地说，俄罗斯作为世界最新的“石油国”的角色与那个男性（公民）的预期寿命和非洲最穷的国家不相伯仲的俄罗斯是迥然不同的。然而世界时势正令俄罗斯忘记其晦暗的人口统计前景，而专注于其富油的未来。的确，中东日益升级的紧张局势—特别是伊朗的核野心—很可能会让美国进一步忽略俄罗斯在外交上的强硬。中国和印度的快速经济增长意味着两国都将把稳定的能源流作为重中之重—并由此要和俄罗斯保持睦邻友好关系。欧盟也不敢和克里姆林宫之间发生严重的危机。

普京身边的外交官们出于自身的教化，可能会认为采用老的苏联时代的做法理所当然，并可能认为洗雪往日耻辱的时候到了。在他们看来，捍卫俄罗斯的国家利益需要强硬的谈判策略，就算是这样的策略已到了可笑的边缘，就像最近指控假想的英国间谍在莫斯科某公园的石头里藏匿秘密一样。

当然，俄罗斯不可能认真地考虑将美国与中国，更别说是与法国等量齐观。即便是施罗德执政时，巴黎、柏林和莫斯科轴心也从没具有实际的意义。在现今对俄罗斯不抱幻想的默克尔任德国总理的情况下，这一概念就显得更为荒谬。

在定义西方对俄罗斯的政策时，必须要有一条细微的界线。强硬的外交压力—例如威胁将俄罗斯排除在8国集团之外—必须是最后的杀手锏。但对于普京政权所作所为的听任和默许只会让俄罗斯坚信它现在捏着满手王牌。

在定义对俄政策上，我们应该回归到一个关键词“可预测性”。唯一安全、可预测的俄罗斯不是那个提供“基督教能源”的俄罗斯，而是那个提供“法治能源”的俄罗斯。来自于挪威的“民主能源”目标过于遥远，但俄罗斯作为一个可预测的能源供应国的角色的前提是终止腐败统治。

可预测性建立在责任之上。我们西方可能急需俄罗斯的能源，但如果俄罗斯不想在未来蜕变为东方式的专制，它就必须满怀诚意与西方接触。如果普京真正想提升俄罗斯的全球地位，他就决不能让俄罗斯人在苏联解体以后的多年里形成的耻辱感成为前进路上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