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共和党建制派迫不及待地将当选总统特朗普呈现为延续性的捍卫者。当然，他绝不是这样的人。他在选战中挑战了政治建制派，并且在一次竞选前集会上说，他的获胜将是“英国退欧的加强版的加强版的加强版”。短短几个月中爆发了两次政治地震，并且后续肯定还有更多政治地震，也许我们得同意法国驻美国使馆的论断了：我们所熟知的世界“正在我们眼前崩塌。”
上一次类似的情形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即1914年到1945年。当时的世界“崩塌”被叶芝1919年的《基督再临》（The Second Coming）所捕获：“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传统规则制度彻底被战争羞辱，合法性的真空被强大的煽动者和民粹主义独裁填补：“最好的人没人信，最坏的人充满激情。”斯宾格勒在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衰落》（Decline of the West）中提出了相同的思想。
叶芝的政治预言受其宗教末世观影响。他相信世界必须通过“噩梦”消亡，以便“伯利恒诞生”。在他的时代，他是正确的。他所看到的噩梦贯穿1929—1932年大萧条，并在二战中达到顶峰。这些是“再临”的序曲，不是基督再临，而是构建在更稳固的社会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再临。
但噩梦和萧条是必不可少的序曲吗？我们必须付出恐怖的代价才能进步吗？恶确实常常作为善的化身（没有希特勒，就没有联合国，没有美国治下的和平，没有欧盟，没有种族主义禁忌，没有殖民地独立，没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没有其他很多东西。）但这并不能说明恶是善的必要条件，更不能说明我们应该以恶为达到目的的手段。
我们不能接受剧变政治，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会产生罗斯福还是希特勒。任何一位体面理性的人都希望能通过更加温和的道路实现进步。
但这条温和道路——称之为议会或宪政民主——必须具备定期崩溃的灾难性特征吗？通常的解释是制度因为精英与群众脱节而失败。但既然我们能看到这一 脱节会发生在独裁制度下，那为何民主的祛魅会植根于民主本身？
一个解释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即金钱政治颠覆民主。一个社会越不平等，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与“普通”人民的差距就越大。他们象征性地封闭的社区中，其中只有一种公共对话被认为是体面、值得尊重和可接受的。这种情况本身就代表了穷人被剥夺巨大的权利。对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他的仪态尽失根本不是仪态尽失，或者说，即便这就是仪态尽失，他们也不在乎。
但位于合法性问题中心的是经济而不是文化。当经济进步的收益主要流向已经十分富裕的群体时，少数和多数文化价值观的脱节就变得严重起来，形成动摇的效果。而我认为，这就是民主世界正在发生的情况。
罗斯福、凯恩斯以及欧盟缔造者们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再临被全球化的经济学所破坏：通过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追求理想均衡，以及与此联系在一起的对金融犯罪的容忍、一小撮人中饱私囊、高企的失业和半失业，以及国家在提供福利方面的作用的减弱。由此造成的经济结果的不平等除去了民主的画皮，隐藏在大多数公民背后的权力的真实运作情况表露无遗。
民粹主义者的“激情”释放出一个简单的、容易抓住的、现在引起广泛共鸣的信息：精英是自私、腐败的，并且常常还是罪犯。权力必须回归人民。今年两起最大的政治冲击——英国退欧和特朗普当选——发生在最热烈地拥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国家，这绝不是巧合。
特朗普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观点应该放在这一祛魅背景下考察，而不是以理想的道德或经济标证衡量。换句话说，特朗普主义可能是自由主义危机的一个解决办法，而不是自由主义分崩离析的先兆。
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的孤立主义等于是以民粹主义的方式表达美国需要撤销它既没有实力也不愿意兑现的承诺。承诺与俄罗斯合作结束叙利亚的野蛮冲突是明智的，尽管这意味着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取得胜利。和平退出无险可凭的全球责任将是特朗普的最大的挑战。
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可以追溯到更加古老的美国传统。美国的薪酬优厚、岗位丰富的制造业经济被全球化的浪潮所淹没。但可行的保护主义是怎样的？挑战在于实现更严格的控制而不是让世界经济“下跪”或煽动国家对立和种族主义情绪。
特朗普还承诺了8,000—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该计划要通过债券融资。他还承诺大幅降低公司税。这两个计划的目标是创造2,500万个新工作岗位和提振增长。这与维持福利的承诺一道，意味着现代形式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当然不会这样起名）。其好处在于这是与减赤和减债的死硬新自由主义挑战的正面碰撞，也是与量化宽松依赖症——将它作为唯一的需求管理工具，并且现在已是强弩之末——的正面碰撞。
随着特朗普从民粹主义转向政策，自由派不应该带着厌恶和绝望转身，而应该携手特朗普主义的积极潜力。他的方案需要审问和精炼，而不是被驳斥为无知妄言。自由派的任务是确保自由主义的三临以自由价值观的最小代价实现。总会有一些代价。这就是英国退欧、特朗普胜选以及未来一切民粹主义胜利的意义。
伦敦—共和党建制派迫不及待地将当选总统特朗普呈现为延续性的捍卫者。当然，他绝不是这样的人。他在选战中挑战了政治建制派，并且在一次竞选前集会上说，他的获胜将是“英国退欧的加强版的加强版的加强版”。短短几个月中爆发了两次政治地震，并且后续肯定还有更多政治地震，也许我们得同意法国驻美国使馆的论断了：我们所熟知的世界“正在我们眼前崩塌。”
上一次类似的情形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即1914年到1945年。当时的世界“崩塌”被叶芝1919年的《基督再临》（The Second Coming）所捕获：“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传统规则制度彻底被战争羞辱，合法性的真空被强大的煽动者和民粹主义独裁填补：“最好的人没人信，最坏的人充满激情。”斯宾格勒在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衰落》（Decline of the West）中提出了相同的思想。
叶芝的政治预言受其宗教末世观影响。他相信世界必须通过“噩梦”消亡，以便“伯利恒诞生”。在他的时代，他是正确的。他所看到的噩梦贯穿1929—1932年大萧条，并在二战中达到顶峰。这些是“再临”的序曲，不是基督再临，而是构建在更稳固的社会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再临。
但噩梦和萧条是必不可少的序曲吗？我们必须付出恐怖的代价才能进步吗？恶确实常常作为善的化身（没有希特勒，就没有联合国，没有美国治下的和平，没有欧盟，没有种族主义禁忌，没有殖民地独立，没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没有其他很多东西。）但这并不能说明恶是善的必要条件，更不能说明我们应该以恶为达到目的的手段。
我们不能接受剧变政治，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会产生罗斯福还是希特勒。任何一位体面理性的人都希望能通过更加温和的道路实现进步。
但这条温和道路——称之为议会或宪政民主——必须具备定期崩溃的灾难性特征吗？通常的解释是制度因为精英与群众脱节而失败。但既然我们能看到这一 脱节会发生在独裁制度下，那为何民主的祛魅会植根于民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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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解释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即金钱政治颠覆民主。一个社会越不平等，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与“普通”人民的差距就越大。他们象征性地封闭的社区中，其中只有一种公共对话被认为是体面、值得尊重和可接受的。这种情况本身就代表了穷人被剥夺巨大的权利。对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他的仪态尽失根本不是仪态尽失，或者说，即便这就是仪态尽失，他们也不在乎。
但位于合法性问题中心的是经济而不是文化。当经济进步的收益主要流向已经十分富裕的群体时，少数和多数文化价值观的脱节就变得严重起来，形成动摇的效果。而我认为，这就是民主世界正在发生的情况。
罗斯福、凯恩斯以及欧盟缔造者们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再临被全球化的经济学所破坏：通过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追求理想均衡，以及与此联系在一起的对金融犯罪的容忍、一小撮人中饱私囊、高企的失业和半失业，以及国家在提供福利方面的作用的减弱。由此造成的经济结果的不平等除去了民主的画皮，隐藏在大多数公民背后的权力的真实运作情况表露无遗。
民粹主义者的“激情”释放出一个简单的、容易抓住的、现在引起广泛共鸣的信息：精英是自私、腐败的，并且常常还是罪犯。权力必须回归人民。今年两起最大的政治冲击——英国退欧和特朗普当选——发生在最热烈地拥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国家，这绝不是巧合。
特朗普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观点应该放在这一祛魅背景下考察，而不是以理想的道德或经济标证衡量。换句话说，特朗普主义可能是自由主义危机的一个解决办法，而不是自由主义分崩离析的先兆。
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的孤立主义等于是以民粹主义的方式表达美国需要撤销它既没有实力也不愿意兑现的承诺。承诺与俄罗斯合作结束叙利亚的野蛮冲突是明智的，尽管这意味着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取得胜利。和平退出无险可凭的全球责任将是特朗普的最大的挑战。
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可以追溯到更加古老的美国传统。美国的薪酬优厚、岗位丰富的制造业经济被全球化的浪潮所淹没。但可行的保护主义是怎样的？挑战在于实现更严格的控制而不是让世界经济“下跪”或煽动国家对立和种族主义情绪。
特朗普还承诺了8,000—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该计划要通过债券融资。他还承诺大幅降低公司税。这两个计划的目标是创造2,500万个新工作岗位和提振增长。这与维持福利的承诺一道，意味着现代形式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当然不会这样起名）。其好处在于这是与减赤和减债的死硬新自由主义挑战的正面碰撞，也是与量化宽松依赖症——将它作为唯一的需求管理工具，并且现在已是强弩之末——的正面碰撞。
随着特朗普从民粹主义转向政策，自由派不应该带着厌恶和绝望转身，而应该携手特朗普主义的积极潜力。他的方案需要审问和精炼，而不是被驳斥为无知妄言。自由派的任务是确保自由主义的三临以自由价值观的最小代价实现。总会有一些代价。这就是英国退欧、特朗普胜选以及未来一切民粹主义胜利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