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气候承诺刻不容缓

都柏林—2020年，COVID-19将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但它也向我们证明，只要形成了行动的政治共识，人类的才华和创新就能以必要的规模和速度得到运用，以克服全球挑战。

我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发、测试并开始部署多种有效COVID-19疫苗。现在，我们必须以同样的决心对抗人类另一大生存威胁：气候变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上个月指出：“我们的未来安全和繁荣取决于果断的气候行动。”

但是，哪怕是在最近的12月12日气候雄心峰会上，许多领导人的承诺仍然远远没有达到克服这一集体挑战的要求。诚然，欧盟、英国甚至一些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小国都大大提高了2030年减排目标。但美国、日本、中国和其他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也需要跟进，最好要在今年11月的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会议（COP26）之前。面对这场危机，我们没有借口拖延和搪塞。

五年前，在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谈判后，世界达成共识，缔结巴黎气候协定。这是近几年来多边外交最重大的胜利之一，但决不可认为理所当然。如果不继之以更强的行动承诺，那么巴黎协定的遗产也将挥霍殆尽。

这五年的地缘政治形势可谓面目全非。五年前，“新冠病毒”和“英国脱欧”这样的词汇只会让人嗤之以鼻；如今，它们却占据了全世界决策者、国家和政府首脑的热切关注。

但切不可让这些情况影响我们认清日益尖锐的气候行动需要，特别是气候金融。十年多前，世界最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帮助穷国采取气候适应和缓和措施。如今，截止期已过，这些国家并未兑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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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希望仍在。我欣喜地看到，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已重申上台后将尽快重返巴黎协定。在特朗普统治下，世界经历了毫无必要的四年破坏，急需美国的领导。美国每年给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的20亿美元拨款有助于完成其对1000亿美元承诺的份额，这也是重返巴黎协定的切实的一步。这笔资金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时做出承诺，没有借口不拨付。

同理，其他富裕国家也不可因为关注点重新集中在美国身上而撤回自己的承诺。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宣布，她将在明年启动新的国际气候金融程序，这是个意愿良好的宣言，值得欢迎。但过去的经验表明，我们不能对慷慨陈词抱有太大幻想。

此外，2021年所有国家都必须明确证明它们正在评估并试图提高各国根据巴黎协定做出的国家自主贡献雄心。

团结和公平是巴黎协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始于2015年）的核心。在我们试图从COVID-19的冲击中实现可持续复苏时，这些原则，以及其中所包含的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但不利的事实是，在巴黎协定签署后的五年里，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减排所需要的政策——包括终止化石燃料补贴，有意义的碳定价，可再生能源投资等——时断时续，前后不一，也缺乏协作。但气候危机和COVID-19一样，并不会尊重边境，也不会把国家主权放在眼里。

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病毒身上，此乃理所当然，但同时，我们也在经历日益极端的天气，包括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山火以及孟加拉湾损失创纪录的风暴，后者迫使两百万疏散。我们都已经近距离密切领教了人类生存的脆弱性以及人类命运（在代际和国际）的互通性。

在从巴黎走向 2030的过程中，全球领导人、企业和公民应该用今天采取（或未采取）什么行动来评判。我们的子孙后代和地球都不会容忍更多的自私和短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