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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ariffs are moderate and used to complement a domestic investment agenda, they need not do much harm; they can even be useful. When they are indiscriminate and are not supported by purposeful domestic policies, they do considerable damage – most of it at home.
argues that import duties are neither an all-purpose tool, as Donald Trump believes, nor a purposeless one.
Donald Trump's return to the White House will almost certainly trigger an unmanaged decoupling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 increasing the risk of global economic disruption and crisis. After all, Chinese leaders will be far less conciliatory than they were during his first term.
thinks Xi Jinping's government will be less accommodative of the “Tariff Man's” demands this time around.
贸易和援助已经成了国际时髦词汇。给贫穷国家更多的援助（包括债务减免）和允许它们的产品更多地进入富国市场如今似乎排到了全球议程的首位。实际上，今天人们讨论的不再是做什么，而是做多少，要达到多快的速度。
过去50年来经济增长的明确经验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穷国自己的力量。不久前取得了骄人成绩的国家无一不是依靠自身的努力，而援助和市场准入很少起到关键的作用。
假设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对其最大邻国的自由和特惠市场准入，而这个邻国碰巧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再来假设，成百上千万的该国公民可以出国工作，数额巨大的投资流入国内，其经济实现了与国际产品链的完全融合。不仅如此，该国的金融体系拥有富裕邻国的明确支持，承诺在其它求助手段无效的情况下为该国提供帮助。全球化能够带来的好处也不过如此，对吧？
现在来看看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全球最大的市场上面临着的贸易禁运，既得不到国外援助，也没有西方国家为其提供其它形式的支持。这个国家被排斥在世贸机构这样的国际组织之外，也无法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获得贷款。如果这样的外部因素还不够困难，该国经济还为国际贸易设置了严重的壁垒（采取了国家贸易、进口关税和数量限制等多种形式）。
读者也许已经猜到，上述例子都涉及到真实的国家：墨西哥和越南。墨西哥与美国有着2，000英里长的共同边界，这不仅为该国提供了商品和劳务市场的特别准入，还可以得到美国财政部的资金援助（这一点在1995年比索危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恰恰相反，1994年前美国一直对越南实行贸易禁运，仅在1995年才开始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此后若干年内都没有向越南进口商品提供最惠国待遇。越南到今天还被挡在世贸组织的大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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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比较一下两国的发展状况。1992年12月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后，墨西哥经济的人均年增长率刚刚超过了1%。这不仅远逊于亚洲经济大国的表现，而且比起1982年债务危机前墨西哥自身的增长来讲也非常微不足道（1960到1981年间墨西哥年增长率为3.6%）。
而在1988年开始推行经济改革至1995年建立越美外交关系期间，越南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5.6%，而后又以4.5%的速度快速增长。越南的贫困人口大幅下降，而墨西哥的实际工资却有减无增。两国的国际贸易和国外投资都迅猛增长，但在最为至关重要的领域情形却迥然不同：那就是民众、特别是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些例子表明：在决定国家的经济命运时，国内努力会比其它因素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美国市场向墨西哥提供的所有机会也抵消不了国内政策失误的后果，特别是未能扭转比索汇率的实际升值和未能将在出口活动的狭窄领域取得的生产率提高扩展到国内经济的其它领域。
国家是否采取正确的发展策略至关重要。虽然没有墨西哥的优势条件，但越南采取的策略是实现经济多样化，改善国内供应商的生产能力。
广泛的战后经验支持了国内政策最为重要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南韩经济腾飞不是因为国外援助达到了高潮，相反，那时国外援助正在慢慢停止。台湾并未得到国外援助或最惠国市场待遇。而今天的两个超级经济明星中国和印度，都是通过别具一格的改革措施实现了繁荣强大。
我们很容易把非洲大陆罕见的成功案例¾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¾归结为外国对其出口产品的需求（两者分别是钻石和成衣），但其神话恐怕也仅限于此。显而易见，如果没有对外国市场的准入，两国的经济发展肯定会与目前相去甚远。但在其它成功发展的案例中，令它们与众不同的不是自身拥有的外部优势，而是它们开发自身优势的能力。
看看其它国家利用自然资源资产的糟糕状况。“钻石”一词在塞拉里昂很少令人联想到和平与繁荣。与之相似，遍布世界各地的出口加工区也很少能够获得毛里求斯那样的繁荣。
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免去富国伸出援手的责任。举例来讲，它们能够通过更多地共享金融信息以及不承认独裁者签署的国际合同，使得整个世界对腐败的独裁者更为严厉。与此相似，增加可以在富国工作的贫困国家工人数量，以及通过美国牵头放松世贸组织的规则和限制，向以发展为中心的政策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都将会为长期发展带来更显著的影响。
扩大市场准入和增加援助是发达国家利用宝贵政治资本的最有效的方式，这一点远远没有那么清晰。发展的焦点不应是贸易和援助，而应是改善贫困国家的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