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政治

坎布里奇——也许淹没许多先进民主国家的政治民粹主义回潮用时如此之久才最令人惊奇。即便在20年前，预测主流政治学家不愿对我们所处超全球化时代不安全感和不平等现实进行补救将创造政治空间，从而使以简单办法蛊惑人心的政客有用武之地也并非难事。当时，采取上述方法的是罗斯·佩罗和帕特里克·布坎南；而今天则是唐纳德·特朗普、马琳·勒庞及其它各色人士。

历史从来不会完全重演，但它的教训仍然再重要不过。我们应当回顾人类首个全球化时代，它曾在一次大战前数十年达到高峰，但最终却造成了甚至更为严重的政治冲击。

我在哈佛大学的同事杰弗里·弗里登很好地总结了历史证据。弗里登认为在金本位鼎盛时期，主流政界人士不得不因为优先考虑国际经济关系而淡化民族认同感和社会改革措施。上述对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表现为两种致命形式：一是社会党及共产党人选择社会改革、二是法西斯份子渲染民族情绪。这两种方式都导致远离全球化、实行经济封闭（甚至更为糟糕的政策）。

今天这次反弹所造成的结果很可能不会如此不可收拾。尽管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经济衰退的紊乱和欧元危机与大萧条时期相比还有不少差距。先进民主国家已经以失业保险、退休金和家庭福利等形式成功地建立——并（在遭遇困难时）维持了全方位的社会安全体系。世界经济现在拥有能发挥作用的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些机构在二战之前都尚未建立。还有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极端政治运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信誉扫地。

但超全球化经济和社会凝聚力之间的矛盾切实存在，主流政治精英对此视而不见的确是危险之举。就像我在1997年著作 全球化是否已经走得太远？中所提出的那样，商品、服务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在有能力抓住机遇的全球化、职业化、高技能群体和其余社会群体之间造成了某种分裂。

上述进程导致两种类型的政治分裂进一步加剧：那就是围绕国家、民族或宗教因素的分裂、以及社会阶层的收入差距。民粹主义份子从这样或那样的分裂中攫取吸引力。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人士钟情于身份政治。而伯尼·桑德斯等左翼民粹人士则强调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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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种情况，都可以将愤怒明确指向“其他”群体。你只能勉强度日？是中国人一直在偷走你的就业机会。对犯罪不满？是墨西哥人和其他移民把帮派战争带进这个国家。恐怖主义？那当然是穆斯林的责任。政治腐败？在大银行为政治体制出资的情况下你还有什么选择？和主流政治精英不同，民粹主义者很容易就能找到大规模弊病的元凶所在。

当然，在任政治家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掌舵而威望受损。但其具有无奈和无助意味的核心观点也让他们的主动性日渐丧失。

这种说法将工资停滞和不平等上升归咎于我们无法控制的技术力量。在它看来全球化及其相关规则是不可避免的。它所提出的教育及技能投资等补救措施不太可能立即产生效果，充其量也将在若干年后才会有所助益。

事实上，各国政府过去明确作出的决策塑造了今天的世界经济。他们选择不止步于关贸总协定（GATT），而是建立更加雄心勃勃——也更具攻击性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同样，人们还要选择是否批准未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关系等大型贸易协议。

各国政府为实现跨境资本全自由流通选择放松金融管制，就像他们在面对大规模全球金融危机时选择让上述政策基本维持下去。而且，正如安东尼·阿特金森在其论述不平等的权威著作中提醒我们的那样，就连技术变革也不能对政府机构免疫：决策者可以有多种方式影响技术变革的方向，确保它能减少不平等、提升就业率。

民粹主义分子的吸引力在于他们为被社会排斥的人提供了表达愤怒的方式。他们讲述一个伟大的故事，但却提供误导性、并且往往是非常危险的具体措施。除非主流政治学家也能拿出充满希望的严肃的解决方式，否则他们不可能夺回失去的影响力。他们不能继续藏在技术或全球化势不可挡的借口背后，而且他们必须愿意大胆地大规模改革国内和全球经济的运营方式。

如果说全球化肆意横行是历史给我们上了一课，那么另一课则是资本主义的可塑性。是新政、福利国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有管制的全球化最终赋予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新生，并创造了战后的繁荣时期。取得上述成就靠的不是对现有政策的修修补补，而是制度改革的全面落实。

这一点必须引起稳健政界人士的注意。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