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的经济使命

华盛顿/伊斯坦布尔——突尼斯革命已经过去了一年，开罗解放广场的游行推翻了腐朽的独裁体制，同时也点燃了如今已成燎原之势的阿拉伯世界之火。没人能够百分百地确定这些时间最终会将阿拉伯人民和国家引向何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回头路。新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和结构正在浮现，权力正在转移，2012年，民主进程很有可能在整个阿拉伯地区加强和传播。

2011年在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件激起了人们对其他影响深远的地区转型的会议，比如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的东欧剧变。当然，阿拉伯和东欧是不同的，但阿拉伯剧变的势头之猛、蔓延之快与当年终结欧洲共产主义的革命不相上下。关于激起人民反对最终爆发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争论也是如此。

对尊严、言论自由和真正的民主参与的渴望是阿拉伯革命的推动力，但经济不满才是关键原因，而且将有助于决定阿拉伯世界的转型如何展开。在这里，有三大长期基本挑战值得思考。

首先，增长必须是普惠性的，特别是就业岗位的创造。2008年，阿拉伯国家年轻人就业-总人口比率为27%，东亚是53%。此外，收入不平等也在加剧，全世界财富向最高端人群集中的状况在许多阿拉伯国家中尤为显著。这些国家的最高端收入主要源自政治恩庇，而不是创新和努力工作。突尼斯是一小撮体制内攫取广大经济利益的极端例子，但这一模式是普遍的。

这就是问什么下意识的简单“华盛顿共识”药方——自由化和私有化——不适合2012年的阿拉伯世界的原因。在阿拉伯世界的增长战略中，普惠是核心问题，不能留到以后解决，这是显而易见的政治需要。

不管是老一代中央集权左派，还是寻租权贵资本主义右派，都没有对普惠政策的呼声有所反应。阿拉伯世界的新政治推动力，不管是伊斯兰式的还是社会民主式的，都必须出台不以使寻租永久化和声名狼藉的国家官僚主义为基础的政策。驾驭草根动力和企业家潜能以达到社会团结公正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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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真正地释放竞争性的私人部门，但国家也不能削弱，只能转型为服务型国家。慷慨而定向的以表现为导向的社会转移支付（以参与健康和基本教育计划为条件）必须取代旧的非定向的补贴。公共开发财政必须专注于大规模住房和以人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所有这些都必须在可持续预算框架内达到，这既要求资金，也要求综合的政府改革。

伴随普惠增长的第二大挑战是技能发展，在这一点上，必须以表现导向的教育体系为重中之重。许多阿拉伯国家已对教育投入了巨资，但问题是这些投资回报甚微。比如，阿拉伯学生在数学和科学测验上的得分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深入的改革——专注于质量和表现，而不是入学和毕业——实属转变学习过程、释放青年劳动力所要求的生产率增长之所必须。

作为克服前两大挑战的需要，第三大挑战将是强化地区性阿拉伯团结。许多外部人士低估或故意贬低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性”。但2011年的革命表明，尽管在自然资源禀赋、政治环境和人均收入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以及共同的语言和历史让阿拉伯人民拧成了一股绳。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解释为何突尼斯的反抗行为会引起北非和阿拉伯半岛的群众运动风暴呢？

由此可以看出，富油国和领导层别想指望能孤立于风起云涌的事件之外不受影响。阿拉伯地区的未来也是他们的未来，从2011年开始的转型释放了不可阻挡的能量。但转型可以更有序、更和平、更少破坏，只要手握巨大资源和财富的国家支持较贫困的国家——同时也支持所有阿拉伯国家所需要的改革。有着成功记录的现有机构，比如阿拉伯基金，可以起到作用，但基金规模必须大大扩大。

阿拉伯地区的繁荣与和平将取决于远见卓识和快速行动。2011年的革命对所有阿拉伯人来说都是一次历史性机会。抓住这次机会要求认清现实、勇气、变革的意愿，以及做好支持变革的准备，特别是对于握有如此行动的资源的人来说。